黔東革命根據地的財政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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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軍費開支

購置武器裝備支出。購置武器裝備是紅軍的一項較大支出。紅三軍從洪湖蘇區撤出以後，由於流動作戰，兵員損失大，武器裝備既落後又缺乏，特別是彈藥緊缺。為了迅速擴大紅軍隊伍，黔東特區革命委員會成立的當天，就在大會上宣布：「動員3千人參加紅軍，組織1萬人的游擊隊和3萬人的自衞隊。」新擴充的紅軍和組建的自衞隊都需要武器。這些武器來源，除戰爭繳獲外，靠蘇維埃政權籌集銀元去敵占區購買。購銷武器彈藥具有高風險，軍火商或軍閥以謀利為目的，要價太高，而紅軍為得到武器裝備只有不惜血本。紅三軍駐南腰界時，花了一大筆錢，通過關係從重慶購得一批武器彈藥。

軍隊伙食支出。軍隊的伙食供給也是財政開支的一個較大項目。紅三軍開進黔東之初，實行「八仙過海，各顯神通」，哪個部隊打給養收穫多，這個部隊的伙食支出就稍多一點。如紅九師在攻打秀山民團勝利後，繳獲了很多銀元和大煙。經請示軍部同意，參戰官兵每人發了兩塊大洋作為津貼。當時在蘇區流傳一句順口溜：「軍住民房吃各家，生活排長統一開他。」從總體情況看，此時部隊生活標準很低且不固定，軍隊伙食收支是否正常，取決於戰爭繳獲和沒收浮財的多少。隨着各級蘇維埃政權的相繼建立，紅軍有了「家」，漸趨於穩定，實行了「統一財政，統籌統支」，主力紅軍以連為單位，地方武裝以分隊為單位，蘇維埃工作人員以鄉為單位開伙，每個伙食單位由生活排長按每人每天的伙食標準造冊到經理處領取菜金。伙食標準每人每天3錢鹽，5分錢菜金，1斤2兩糧。從這些數字中可見，根據地軍民生活十分簡樸，但從黔東革命根據地整體而言，紅軍、地方游擊隊、自衞隊和蘇維埃工作人員累計1萬餘人，一天則需開支伙食費三四千塊大洋，這是一筆龐大的支出。

紅軍公務支出。公務支出，即是辦公開支，如幹部培訓、開會、制發文件以及一些日常的或者特殊的必須開支。紅三軍辦的幹部培訓班，辦了數十期，主要培訓區、鄉蘇維埃領導者和土地革命的指導者，每期三五十人不等，所需培訓費用全作軍隊公務支出。當時一切從節儉出發，開支控制很嚴。從戰士到軍長，凡需公務開支都要經過經理處批准，個人不能任意提高標準。如：打下沿河縣城後，賀龍的警衞員為方便首長夜間行動，提出領兩對電池，保管人員只認批條不認人，硬是等經理處批條到手後才發了貨。當時，會議記錄本、首長筆記本都是在街上買來紙自己裝訂的。損壞群眾的東西，照價賠償，賠償款列入公務支出。其付款方式主要有兩種，一是直接付款，如紅軍隊伍在印江一農民家用了點菜和米，付給2塊大洋；在塘壩元布坨用了一農戶一缸酸菜，付給銅板10枚；用了另一家2桶包穀，付川板12塊。二是以物易物，如紅七師機炮連在秀山一農戶家寫下這樣的留言條：「老闆，我們吃了你半壇鹹菜，幾根大蔥，燒了幾根柴，共補你黃豆六升。」又如紅軍留在木黃楊正明家的留言條上寫：「楊老闆，紅三軍在你家吃了九個雞蛋，海椒七撮，油三兩，鹽四錢，共還你穀子一籮，在灶後邊。」公務支出中還有一項較大的開支，那就是宣傳費用。紅軍每到一地都注重宣傳，其聲勢和影響之大是前所未有。購買筆墨紙張和石灰等用品花了不少錢。以石樑鄉張家祠堂牆上的「打倒國民黨」標語為例，僅這條標語就用石灰數百斤，還磨了十多斤黃豆的豆漿摻和。

擴紅支出。擴充紅軍隊伍，無疑需要增加開支，因為，需要獎勵參軍者，同時要優撫紅屬，還要增加人頭開支。獎勵新兵是有明文規定的，視其家庭經濟情況而定，一般獎勵銀元5至10塊不等，家庭殷實的5塊，貧困的或8塊，或10塊。地方蘇維埃還給予紅屬免稅和子女上學免費等優撫。沿河籍老紅軍冉洪章回憶：「我參加紅軍時，部隊獎勵我六塊現大洋。」此外，紅軍隊伍擴大後，吃的、穿的、配備武器等費用支出加大。隨着各級蘇維埃政權的建立，黔東4000多青年參加了紅軍，參加游擊隊和自衞隊的人數近萬人。由此可見，擴紅支出數目不小。

俘虜遣返支出。俘虜遣返，要發一定數量的遣返費，這是當時紅軍的政策。而遣返費的數量則要視當時的財力而定。按紅軍的政策，被俘者願跟紅軍的就吸收為紅軍，想回家的，一律發給路費。如倒馬坎戰鬥，俘敵74人，全部遣返回家，每人發給3塊銀元作路費。遣返費也有以實物充抵的。如在南腰界遣返一名敵軍副官，他不要大洋而要鴉片，於是發給他一點鴉片作遣返費。

紅軍津貼支出。紅軍津貼支出是軍費支出中的一個比較小的項目，紅軍不分官兵，在經濟待遇上一律平等。但是，由於財政收入不穩定，津貼也沒有保證。紅軍堅定的革命意志，靠的不是津貼，而是對革命事業的信念。據當年在黔東革命根據地專管錢糧的老紅軍周勝才回憶，僅紅三軍4000多主力部隊每月發放津貼3000塊銀元。照此計算，紅三軍在黔東戰鬥7個月，累計支出津貼多塊銀元。

軍隊所雇零散工工資支出。為了軍事的需要，紅軍雇請了不少工人和零散工：修械所轄各兵工廠的手藝師（工），炊事員、擔水工、船工、嚮導等等。其工資執行了1934年6月紅三軍在楓香溪翻印的《勞動法》和7月22日黔東特區革命委員會頒佈實施的《農村工人保護條例》中規定：「所有工廠勞動者通常的工作時間，依照本條例規定，不得超過八小時，」「所有工資須用現金支付（不得用貨物），每半月交付一次（不得超過半月並禁任何方式的積欠），直接交給工人本人。」1934年9月15日，湘鄂西中央分局給中央的報告中指出：「在有些區域，工資已經增加。例如淇灘市鎮的挑水工人，每挑水由50文至100文，刀壩的手藝工人，他們自己提出增加，由800加到1200文，零工由300到600文，增加百分之百。」兵工廠工人的工資標準，實行等級工資制，即按工種、技術、勞動強度、工作量，區別對待，標準各異。帶有一定危險性又屬技術工種的，如製造火藥、炸彈等，工資就高一些，每月20至30塊銀元；槍械師、縫紉師，每月15至25塊銀元，其他工人3至10塊不等。各工種加班，加發加班工資，還發勞保用品。兵工廠雇請的工人人數不少，僅印江大路曹兵工廠就有近百名。每月支付這些工人的工資、福利要超1萬塊銀元。所雇船工，大多屬臨時的，1934年5月31日，紅軍強渡烏江，攻佔沿河縣城，雇請張獻富等40名船工，渡紅軍過烏江，這些船工冒着槍林彈雨往返於烏江中，紅三軍佔領縣城後，給每個船工發5至10塊銀元作工錢，其中一名叫「牛塆木匠」的受了傷，紅軍另多付他20塊銀元治傷。

（二）蘇維埃政府支出

政府工作人員工資支出。根據地內支付政府工作人員工資，具體到人數額不大，但累計起來則是一筆大數。黔東特區革命委員會是這塊根據地最高行政機關，有領導成員80人，常務委員32人，設有主席、副主席，下設兩個委員會、四個部和一個局，建有17個區革命委員會、70多個鄉蘇維埃，工作人員1000多人，蘇維埃自衞隊人數更多。特區革命委員會從支援革命戰爭，減輕財政壓力出發，規定了工資標準：不論上級下級，不分官與兵，一律為每人每月1至2塊銀元。按照這一規定，每月應支付政府工作人員工資2000多塊，但實際支出要少得多，因為其中一些幹部領取工資後即捐獻給了政府，據南腰界蘇維埃副主席陳元富回憶：「我區蘇維埃幹部僅7個人，脫產的只有3人，每人每月領『袁大頭』1塊。」

政府公務支出。政府公務支出主要指辦公費、會議費、培訓費、宣傳費和勤雜工工資。當時《鄉蘇維埃》中明文規定：「鄉蘇維埃只開支紙、筆、墨、茶等小的辦公費，由區蘇維埃發給。」除此之外，還要開支各種會議費，參會人員沒有誤工補貼，但參會人的生活、茶水費是蘇維埃統一支付的。如秀山的巴盤鄉農協會開了一次「農村盛會」，每戶來一人，還邀請了外地的代表，擺席10多桌，開了兩天兩夜，接送客人還放鐵炮。還有區革命委員會委員開碰頭會、積極分子聯席會、各鄉代表會、總結會等。每次開會，人數最少也有一桌，多的10多桌。還有紅軍領導人主持召開地方民主人士座談會，如1934年農曆重陽節，賀龍在楓香溪擺了八桌酒飯，請根據地內80歲以上的老人赴席，表示紅軍敬老尊賢。這給蘇區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除此之外，區、鄉蘇維埃公務支出中還有幹部培訓費用，僅「土地革命骨幹培訓班」，各區、鄉都先後辦了幾期。

（三）文化教育事業支出

發展教育支出。紅三軍進入黔東後印發的《中國工農紅軍的任務和紀律》中規定：「保護學校、教員、學生及一切文化機關與祠堂廟宇。」賀龍下了一道命令：「學校不準駐軍。」紅軍所到之處不擾民，不駐校，老百姓放心讓孩子上學，根據地範圍內的學校從未停過課，為了發展教育，蘇維埃政府從財政中撥出專款維修學校，使原先破舊、漏雨的教室、露天無欄的廁所得到維修。據統計，當年蘇維埃政府為學校撥款1200多塊銀元。沿河縣一些鄉蘇維埃政府中還成立「義務教員委員會」，規定從「打給養」中提取10%作為辦學專門經費，同時對紅軍的子女實行免費入學，對適齡兒童提倡義務教育。賀龍特別關心學校，駐南腰界時，經常到學校了解情況，要求紅軍儘可能地幫助學校解決實際困難。紅軍利用休息時間，為南腰界學校建起了籃球場、單杠、雙杠和跳馬等體育設施。紅軍撤離時，賀龍軍長送一套油印設備給南腰界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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