桓帝與靈帝：笑罵由你

一

按照中國傳統的史學觀念，人們一般把那個時代的人物分成小人與君子。也一般把這個時代看作是忠臣君子和佞臣小人鬥爭激烈的時代。而君主呢，則往往站在小人一邊。大約半個世紀後，以承續漢祚自命的後蜀皇帝劉備與其丞相諸葛亮就經常在一起討論東漢桓靈之際的政治問題。後來諸葛亮在《出師表》中，懇切地對劉備的兒子劉禪說：「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嘆息痛恨於桓靈也。」實際上，桓靈及桓靈之際的政治，一直是後人「嘆息痛恨」的主題。

其實，對桓帝劉志、靈帝劉宏不滿的人，不必到桓靈以後去找，桓靈的當代人就已對他們失去最低限度的尊敬。桓靈之時的一些忠直之士，更是在他們的奏疏當中直截了當地表示了對皇帝智力水平與道德水平的疑問與極度失望。第一次黨錮案爆發時，陳蕃就在一封疏救李膺等人的奏章中，質問桓帝：「杜塞天下之口，聾盲一世之人，與秦焚書坑儒，何以為異？昔武王克殷，表閭封墓，今陛下臨政，先誅忠賢。遇善何薄？待惡何優？！」這樣的質問顯然已經沒有一點尊敬。豈止是陳蕃這樣深受傳統價值觀影響的人，便是董卓這樣的不文武夫，不道屠夫，都憤憤然：「每念靈帝，使人憤毒。」

那實在是一個已經沒有了向心力的時代。桓帝與靈帝的倒行逆施，糟蹋掉的，不僅僅是他們個人的名望與榮譽，他們糟蹋掉的，更是政府的信譽和凝聚力，他們已經把整個社會弄成一盤散沙，前漢後漢四百多年培植的社會基層組織以及民眾對政府的信仰都掃地以盡。蒼天已死，黃天當立，實在不僅僅是野心家張角張寶兄弟的煽動性宣傳，當時的一些有識之士，如郭泰，如徐稚，早已對此了如指掌。

二

但幾百年的家業要把它徹底糟蹋乾淨，還需要那麼幾十年的時間；幾百年根基的大廈，也不是一陣風就能令之忽喇喇而傾。桓帝劉志和靈帝劉宏所乾的，就是糟蹋祖先產業的「事業」，他們確實是敗家子。延熹二年（159年），桓帝曾問侍中陳留人爰延：「我是什麼樣的皇帝呢？」爰延答道：「陛下算是漢代帝王中中等的君主。」桓帝問：「為什麼這樣說呢？」答曰：「如果尚書令陳蕃掌權任事，天下則治；如果讓中常侍小黃們那些宦官參與朝政，國家就要混亂。所以，陛下您是一個可以與您為善，也可以與您為惡的人。」爰延很聰明，既給了桓帝以警告，又充分給了桓帝面子，比起陳蕃、李膺這些動輒在奏議中對他滿懷失望與指責的人來，桓帝一定是感受到了一絲溫情。此前桓帝也剛剛聽從陳蕃的勸告，讓五百多名宮女出宮，這次他對爰延也格外開恩，拜他為五官中郎將，後來還做到了大鴻臚。

從其一生行事來看，桓帝劉志確實是搖擺在士人—所謂「清流」與宦官—所謂「濁流」之間。說他一直偏袒宦官也是不公正的。甚至我們還可以說他頗有用人的肚量，像陳蕃、李膺這樣的人，一直與他作對，簡直相當於今日的反對派，但他卻一直在反覆地重用他們。而對宦官，甚至幫助他誅殺跋扈將軍梁冀的五常侍，雖然他先把他們封了侯，後來還是讓他們或自殺、或貶爵。他的左右搖擺至多說明他智力上的不足與性格上的輕浮與怯懦，而不能說明他死心塌地要做「親小人遠賢臣」的昏君。如果要真的從個人德行智慧上尋求國家衰亡的根源，那責任倒不在他，而在把他推上皇位的梁冀。梁冀為了個人權勢的永固，竟然殺了聰慧的質帝，又拒絕李固等大臣立清河王劉蒜的建議，硬要把一個不成器的年僅十五歲的蠡吾侯劉志推上寶座。從這點上說，東漢後期政治之黑暗，黨錮之禍，都肇禍於梁冀這樣的外戚。

十五歲的傻小子果然好控制。桓帝當上皇帝的第二年，建和元年（147年）11月，梁冀就借故殺了李固與杜喬，不僅掃清了自己專權道路上的障礙，而且使桓帝劉志失去了向善的引導，朝廷的道德水準與智力水準嚴重下跌。

如果說，殺李固、杜喬還是梁冀主使的話，那麼，十二年後（延熹二年，159年）的又一次「李杜」之死，就完全是桓帝狹隘的心胸所致。這一年他剛剛依靠五侯殺了梁冀，馬上大封宦官與自己的故舊恩私，天下大權，一下子又從梁冀手中落到宦官手中。白馬令李雲上了一封不加封的書奏，並把其奏文抄了三份副本，分送三公府，公開表明自己的立場。他憤怒地對桓帝說：「梁冀這樣的人，因罪被誅，就像家臣犯罪，招來殺掉就是。竟為這點小功而封謀臣萬戶以上，如果漢高祖聽到了，難道不會生氣！而那些在西北邊疆浴血奮戰的將士，難道不會人心離散！孔子說，帝者，諦也，就是順應天道啊。現在皇帝這樣干，他難道不要順應天道了嗎？！」桓帝得奏震怒，令有司逮捕李雲，直接送到由宦官把持的、專門審訊朝廷大臣的黃門北寺獄，嚴加拷打。弘農五官掾杜眾傷心李雲因忠獲罪，上書桓帝，他可能又覺得說別的話已是多餘，只說：「我願意與李雲同日死。」桓帝沒想到又有一位挑戰者，就把他們二人並下廷尉論罪，最後這兩人都死在獄中。

他的行為激怒了另一位正直大臣，就是李固曾勉勵的黃瓊。此時黃瓊做着太尉，眼見着宦官日甚，他自己又沒有能力控制，便傷心地稱疾不起。上疏說：「自從陛下您即位以來，從沒有過好的政治。前有梁家專橫，後有宦官霸道。李固、杜喬已經因忠言而橫遭殘滅，李雲、杜眾又因為正道直行而接着受禍。天下傷心害怕，更結怨恨之情，朝野人士，也以忠誠為忌諱。」這封奏疏，語氣上因傷心失望而低回婉轉，但語意上卻極其尖銳而刻薄。

桓帝因為自己的所作所為，確實在失掉威信與凝聚力，失去大臣對他的忠誠與尊敬。一旦體制之內不能解決問題，問題便會暴露於天下，由體制之外的力量來解決，那就是暴力革命了。從桓帝與他的大臣們之間的不信任、不合作，及互相的失望與猜疑來看，這種結果遲早會出現。現在桓帝已習慣於大臣們以輕蔑而失望、憤怒而悲傷的口氣和他說話，而他自己則毫無改進的意願。他好像在和群臣們賭氣，你們越說我不好，我越是這樣，你們能把我怎麼樣？

四年前，也就是在永壽元年（155年），宗室、太學生劉陶就滿腔悲涼地給桓帝上過一封充滿絕望之情的書奏，這篇充滿否定性語彙的書奏幾乎在道德與智力兩方面把桓帝徹底否定了。他指責桓帝不能吸取歷代敗亡的教訓，天災不能痛到他的肌膚，地震日食也不會損傷他的肉體，所以他蔑視天怒，蹂踐人心，弄得國家一片混亂無道，如同虎豹在鹿場掘窟，豺狼在羊群中吃奶，行商的人都做了窮冤之魂，貧餒的人早做了飢寒之鬼，死去的人仍在墳墓中哭泣，活着的人無論在朝在野，都滿臉悲戚之色。作為一個有責任心的知識分子，劉陶仍在做死馬當活馬醫的努力，他向桓帝推薦朱穆、李膺這樣的人才，希望桓帝能重用他們，庶幾國家還有希望。但劉陶本人卻沒有這樣的信心，他在這封奏章的最後說：我知道，我說的都是在言論禁忌的朝廷中不合時宜的話，肯定不會被陛下聽取。

果然，他的奏章被扔在一邊。這封奏章的最後兩句如同兩行無可奈何的淚珠——

臣始悲天下之可悲，今天下亦悲臣之愚惑也。

劉陶是熱血沸騰的人，又是一個洞明世事的人。熱腸掛住，使他不得不有所言說；可冷眼看穿，又使他不能不如此悲觀。如此絕望卻又不得不作無望之爭，這也令人對他「長懷嘆息」—這是他奏章中對國是用的詞。

劉陶正道直行，最後在靈帝時為宦官所陷害，在獄中閉氣而死。他曾在順陽這個地方做官，當他因病免職時，老百姓思念他，而歌曰：「邑然不樂，思我劉君。何時復來，安此下民？」個別的清官已經無法撫慰天下的創傷。星星之火，已快燎原。

三

魯迅先生曾說，在中國，永遠都是這樣，一邊是莊嚴的工作，一邊是墮落與無恥。忠直的大臣們已經絕望如此，而桓帝則仍沒心沒肝一樣地快快活活。延熹六年（163年）秋天，連綿陰雨，農民無法種麥。到十月，天剛放晴，農民正要補種，他卻要利用這秋高氣爽的天氣，去廣成打獵了。時任光祿勛的陳蕃有一種恨鐵不成鋼的憤怒，他上疏諫阻，說：「平安的時候，遊獵都要有節制，更何況現在是『三空』之時！田野空、朝廷空、倉庫空！又加上四方兵戎未息，你本來應該急得心焦躁、顏憔悴，晚上坐在床上等天亮！你竟有興趣打獵？！」但桓帝已經沒有心肝了，你說三空，但正如劉陶所說的，他吃得飽、穿得暖、睡得安，心寬體胖，他急什麼？就在這年年底，這個不愁不急的皇上又一次拒絕了朱穆的罷免宦官官職的諫議。朱穆性情剛毅，心裏憋着的火越燒越旺，憤懣而生瘡在背，死在家裡。

延熹九年（166年），這個昏聵弱智的皇帝再一次被宦官控制，向正直的大臣痛下毒手。南陽太守成瑨與太原太守劉瓆因捕殺為非作歹的宦官黨羽，而再次讓桓帝「大怒」，把他們逮捕下獄；翟超掘破宦官侯覽母冢，黃浮捕殺窮凶極惡的宦官戚屬徐宣，也一併被罰做苦役。陳蕃與劉茂共諫，桓帝不悅，劉茂不敢再諫，陳蕃獨自上書。這封疏奏再次見出這位忠心耿耿的老臣（陳蕃此時已七十多歲）對桓帝的極度怨恨，其語氣之尖刻，一如老父教訓不肖之子。他先說朝廷面臨的內外交困的狀況：在外的寇賊，如同四肢的疾病，混亂的內政，又如同心腹之患。然後說到自己：作為一名忠心耿耿的大臣，他是「寢不能寐，食不能飽」，然後筆鋒一轉，直斥桓帝：你卻在幹什麼！他憤怒地說，小戶人家蓄了一點財產，子孫尚知珍惜，敗了祖傳的家業尚知慚愧羞恥；何況陛下您從祖先那裡繼承的是整個天下！你怎敢如此懈怠輕忽！你哪怕真的不愛惜自己了，不應該想想你祖宗爭得這一份家業受了多少辛苦嗎？幾個奸詐小人肆行貪虐，被忠直的大臣繩之以法，你發的哪門子邪火？生的哪門子邪氣！（你站到什麼立場上了！）

大臣們的言論越來越尖刻，越來越沒有尊敬。在中國古代的文化傳統中，對皇帝的尊敬不僅是對一個具體的人的尊敬，而且是對這一個位置、這個職務的尊敬，是對國家的尊敬。可是桓帝的所作所為，已實在不能履行這個職務的職責，當然也就無法維護這一職位的尊嚴。大臣們失望之際，言論也就越發尖刻，而桓帝仍死豬不怕開水燙：笑罵由你，我就這樣了。你們能怎麼著？逮着機會我還要收拾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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