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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錮群英(一):道德清潔工(1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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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在中國,有一個有趣現象,大凡亂世將至,總有民謠四起。研究桓靈之際的歷史,讀《後漢書》,便會時不時碰到各種民謠,或針砭現實,或褒貶人物,或表達社會公意,或預言社會變故。山雨欲來「風」滿樓,風者,諷也。王道衰退,風詩亦起。當初李固被殺,梁冀、胡廣之流反而陞官封侯,便有民謠傳唱:「直如弦,死道邊;曲如鈎,反封侯。」後來這些「流言傳入太學」(《後漢書·黨錮列傳》),太學生們就得天下「風」氣之先,先「風」起來。當時太學中的太學生與全國各地來的訪問學者,達三萬餘人,他們造作的歌謠,更是傳遍天下,且還具有了聯絡同志、鼓舞士氣的作用。他們往往憑着一首歌謠,即可印證「同志」,他們互稱「同志」,他們貶低小人也褒揚君子:

天下楷模李元禮;不畏強御陳仲舉;天下俊秀王叔茂。

(《資治通鑒》卷五十五)

語言很簡單,但那種引為同道、欣賞仰慕之情,溢於言表。李元禮,李膺;陳仲舉,陳蕃;王叔茂,王仲舉。他們成了那個絕望時代的希望,成了墮落時代的道德象徵。他們確實是悲壯的英雄,欲以一己的道德智慧對抗黑暗,挽狂瀾於既倒,扶大廈於將傾。到第一次黨錮案後,李膺免歸鄉里後,「天下士大夫皆高尚其道,而污穢朝廷」—朝廷已不再具有精神的引導力量,已不能在精神上感召士大夫,凝聚天下正氣,也不再是道德的象徵,而僅僅是國家機器的象徵—且這國家機器也更多地為邪惡所掌握,成了殘害正直的工具。這樣,朝廷便成了一堆「污穢」。

是的,當陳蕃、李膺等人被從朝廷及各級官僚機構中清除出去後,朝廷真的是自絕於人民,而僅僅代表一小撮最骯髒的人的利益了。這樣的朝廷,除了殘存的強制力,已無任何號召力。對社會的號召力已下降到一批以人格魅力和精神力量為感召的士人身上,他們在民間,他們被朝廷驅趕到民間,且還遭到「禁錮」—永不錄用。「黨錮」的含義即是把一批有精神感召力的黨人永遠禁錮,終身不得再進入官僚體系。

朝廷這樣做簡直讓我們覺得幽默。朝廷不僅失去了控制天下的能力,甚至失去了控制自身痙攣的能力,它一發作癲癇,就毫無理智;且癲癇一再發作,就損害了腦子—這個朝廷已經沒有腦子了,沒有精神了,它在桓帝、靈帝及一小撮宦閹小丑的控制下,只剩下了肉體慾望。本來,朝廷中的正直之士還能成為他們的遮羞布,憑着這些正直之士的個人號召力,還能為朝廷維繫一些人心。這些正直之士的個人德行,也有利於提高朝廷的平均道德水平。但當朝廷把這一批清流趕出廟堂之後,這個既骯髒又愚蠢的朝廷,就赤裸着醜陋,而承受天下人的唾棄了,民心士心,也隨之轉向民間—

自是正直廢放,邪枉熾結。海內希風之流,遂共相標榜,指天下名士,為之稱號。(《後漢書·黨錮傳序》)

他們自己標榜,已不要朝廷的封號。甚至他們死後,都由民間自行封謚。他們不需要朝廷為他們蓋棺論定,他們有自己的道德標準與道德評價,而朝廷則失去了給人們做鑒定的資格—朝廷在把黨人禁錮時,就已經表明它缺乏判斷是非善惡的能力。僅從失去這種權力與資格這一面來看,朝廷就是這件黨錮案中最大的失敗者。

在這樣的互相標榜之風下,那些被朝廷否定的人物,在民間則得到了莫大的肯定,在朝廷把他們免官的同時,民間就在為他們加冕。他們失去體制中的權力的同時,卻無限地增大了他們的精神感召力;體制內「功」的失敗,卻玉成了他們體制外「德」的成就與「言」的傳播。這是他們該得的報償—他們付出了,並且還將繼續付出,直至付出生命,死而後已。

我們來看看當時民間為這些英雄的加冕:竇武、劉淑、陳蕃為「三君」,君者,一世之所宗也。李膺、杜密等八人被稱為「八俊」,俊者,人中之英也。郭泰、范滂等八人被稱為「八顧」,顧者,能以德行引道人也。張信、岑眰等八人被稱為「八及」,及者,能引導人追宗者也。還有度尚、張邈等「八廚」,廚者,能以財救人者也。這種加冕表明了民間的立場:天下人宗奉的,不再是皇帝與朝廷;天下的人才,也不再藏於朝廷;引導人的,救助人的,給人以希望的,也不是朝廷。天下還是那個天下,朝廷已不像個朝廷,而像一個分贓集團,一個洗錢的黑店。

但是,問題是,當朝廷失去了控制天下的權威的時候,當國人都對朝廷吐口水時,黨人及其道德能代替朝廷,擔當起整合社會資源和協調各社會階層利益的功能嗎?這個社會複雜而精細的秩序能在政府職能失效後繼續運作嗎?

第一次黨錮案爆發時,桓帝令中常侍王甫審訊黨人。其主要罪名即是這些黨人「結黨」。王甫詰問范滂:「你作為人臣,不思考如何盡忠報國,反而與一伙人共同結黨,互相褒揚推舉,評論朝廷,無事生非。你們到底想幹什麼?」范滂答曰:「我聽孔子說,見到善人就怕跟不上,見到惡人避之如同避開滾燙的水。我只想讓善人與善人一同清潔,惡人與惡人一同污穢。我們以為這是朝廷所願意的,沒想到還有什麼結黨之說。」

仔細分析二人的詰與答,我們發現,王甫所言,乃是事實;而范滂所答,乃是對「事實」的「闡釋」。當然,漢末這批清流,並沒有現代黨派意識,不僅沒有共同的綱領與目標,甚至連名稱都沒有。他們只有一個詞,「同志」。但就這一個「同志」,就不免黨同伐異:一方面,有對自己這一群「同志」的群體意識,又有對非我族類的排斥意識。王甫接着說:「卿更向拔舉,迭為唇齒,有不合者,見則排斥。」這確實是黨人尤其是像范滂這樣激烈的人的所作所為。他們的道德意識極其強烈,群體意識極其堅定,他們以清流自居,而把宦官等奸佞之徒比作濁流。界限既已清清楚楚,好惡亦隨之明明白白。

這是一個分裂的時代。皇上不信大臣,大臣不信皇上。皇上只好信宦官,宦官又常常為私利而矇騙與利用皇上。皇上覺得滿世界沒有一個可親可信的人,黨人覺得滿世界沒有道德的人,宦官又覺得滿世界都仇視自己。政府體制內分崩離析到這種地步,黨人的道德是不能再補天了。實際上,道德不僅不能成為社會各階層及政府體制內各部門的粘合劑和潤滑劑,更多時候,倒成了分解劑。宦官與黨人仇恨之深,鴻溝之巨,一半是由於黨人所抱持的道德信仰及其純潔性、絕對性造成的—過分崇高的道德理念,如同過高的門檻,是拒人於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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