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上）：無路可走

屈原不好寫。我幾次動筆都嘆口氣放下了。寫屈原的困難在於，我們不知道哪些東西是他的，哪些東西不是他的，這不僅指他的作品，也指人們指認給他的那些思想、性情、性格。是的，屈原是一個「箭垛式人物」（胡適語），我們後人附會給他的東西太多，在中國古代人物中，沒有一個人像屈原那樣，被後人隨己意或隨時代需要而加進去那麼多東西。我們固然可以因此說，屈原是一部大書，每個讀者都可以從中讀出自己的東西，每個讀者都可以按自己的理解與邏輯來認識屈原，但屈原也因此面目全非，或千人千面，如同一千個讀者的一千個哈姆萊特。屈原的生平留給我們太多的盲點與疑點，為他作傳的司馬遷情緒激動，心潮起伏，不能心平氣和地記錄他的身世行蹤，大段的主觀抒情議論佔據了不長的篇幅。司馬遷可能意識到，對於屈原來說，他的精神遠比他的生平事功更重要。由此，後來的屈原研讀者只在乎自己的理解能夠自圓其說，不自相矛盾，能構成一個可理解的自我體系。這樣做事實上也並無不妥。歷史的本體本來就是不存在的，不可復現的，存在的只是我們對歷史的認識，更何況疑竇叢生的屈原？韓非曾疑惑地說，孔墨死後，其不同的後學都自謂真孔墨，孔墨不可復生，誰能定孔墨之是非？我們也可以說，屈原不可復生，我們誰又能定屈原之是非？不同的讀者有不同的屈原，屈原的內涵也因為有了這些附着，而越來越豐富，其影響也越來越深巨。所以，我們也可以說，屈原是一個滾雪球式的人物。

我覺得，屈原之影響中國歷史，不在於他的思想，也不在於他的事功。這兩點他都不突出。他的思想—美政，在《離騷》中也只有「舉賢而授能」、「循繩墨而不頗」以及效法先王幾條，空洞而且沒有原創性。他的事功更只是曇花一現，還沒開始便夭折。以至於在先秦典籍中根本就沒有他的名字。趙逵夫先生獨具隻眼地在《戰國策·楚策一》「張儀相秦謂昭睢」一節中，考證出該段文字中的「有人」即是屈原，從而證明了先秦確有屈原其人。但這也恰好證明了屈原在先秦之無名望無影響，以至《戰國策》中以「有人」來代稱他。如果沒有他精彩絕艷的楚辭，他極可能淹沒在歷史的塵沙之中，連同他的痛苦、不幸與委屈。

屈原之影響後代，乃是因為他的失敗。這是個人對歷史的失敗，個性對社會的失敗，理想對現實的失敗。屈原在他的作品裏（主要在《離騷》和《九章》里）淋漓地展現了這種失敗。可以說，在中國歷史上，這是第一次有關獨特的個人與社會、歷史發生衝突並遭致慘痛毀滅的記錄。在此之前的諸子及所謂儒家的六經，都只是對所謂社會秩序、歷史規律的認知—包括價值認同，並沒給獨特個體及個性留多少餘地，而《詩經》中的為數不多的個性痛苦（指個體在社會體制中的感覺記錄）也因「怨而不怒，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而黯淡無光。比屈原稍前的莊周已經看出了個性與社會的不可調和的矛盾和衝突的必然性，同時他也悲觀地認識到，在這場正面衝突中失敗的一方只能是個性，故而他避開了社會冷酷的鋒芒，避免與之發生衝突，他幾乎是不戰而退。而比屈原稍後的荀子（注意這三人都與楚文化有關係），則是通過對人性的否定，進而否定個性，否定獨特個體的道德價值，或者說，否定個體在社會秩序之外的獨立價值（請參閱韓非子一篇）。唯獨屈子，既要堅持個性，又要堅持以自己的個性去改變世界，以個性的溫熱去融化那冷酷的秩序。因此，他的失敗是一次意味深長的歷史事件，也是人類永恆的悲劇。甚至我們可以把他的作品看成是有關人類自由、幸福的啟示錄。

他以至善至美的古聖賢作自己立身行事的榜樣—天真的屈子並不知道，這些古人的「至善至美」往往只是後人的想像甚至是有意的欺騙，他更不能知道，至善至美往往便不能與現實並存，因為至善至美往往便不能寬容。聰明的莊子看穿了這種歷史騙局，他推倒一切聖賢，把他們通通置於他的戲侮之下。犀利的韓非更是從唯物的角度拆穿儒家的美化，把古人推下神壇。而屈原對這些道德幻象則是真誠的信奉，甚至還把自己看成是古聖人的影子，並把自己當成是古聖人意志的現世體現者。由此便出現了這樣的結果：他把君主應當「效法先王」的命題（這也是稍前於他的孟子的主張）不經意地就變成了君主應當「聽信賢臣」，應當對賢臣信任、重用，守信而不改。因為這樣的臣子就是先王意志的化身。「先王」由一種抽象的精神傳統具體為一個活生生的人，與君主對峙。屈原就是這樣與楚懷王對峙着。當然，與孟子一樣，他不能明白的還有，道德模範式的聖人及其個人魅力決不是現行體制的對手！所謂的「法先王」，不過是一種幼稚而天真的願望而已！

當楚懷王背棄「成言」，「悔遁而有他」（《離騷》）的時候，屈原才發現，「君可思而不可恃」（《惜誦》），這時他感受到了個人在體制中的委屈與孤獨。《惜誦》一篇所傾訴的就是這種委屈與孤獨。甚至他認定一國之中沒有一個人能理解他，「舉世皆濁我獨清，眾人皆醉我獨醒」（《漁父》），他慨嘆「人之心不與吾心同」（《抽思》），至此，他就把自己放在整個世界的對立面去了，不僅是一個壅君，幾個奸臣小人，而是所有人。一個人站到所有人的對立面是什麼結果？可悲的是，屈原在為大多數人謀福利，但大多數人並不能對他援之以手—姐姐罵他，不支持他，還要他屈服；太卜鄭詹尹很有分寸地緘口不言；漁父甚至對着他「莞爾而笑」，唱了一曲「清斯濯纓，濁斯濯足」來諷諭他，然後是「不復與言」。在別人的眼裡，他太固執，太鑽牛角尖，不容易對話與溝通。屈原就只能死在孤獨之中，死在壅君的昏憒、奸人的險惡以及大眾的沉默中了。

忽反顧以流涕兮，

哀高丘之無女。

《離騷》中的「求女」，就是「求知音」，而「無女」當然也就是無知音。屈原筆下的「求女」都是失敗的。屈原的知音在後代，而不在當代。他的最早的知音大約是賈誼，一個年輕有為而又多愁善感情緒不穩的書生，天才政治家，當然也同屈原一樣，是一個失敗者。當他被貶為長沙王太傅時，過湘水，投書以吊屈原。後來司馬遷把他兩人合傳，不同時代又無學術承傳而合傳，除《刺客列傳》《遊俠列傳》外，僅此一例。顯然，這三種傳記，都取的是精神上的承傳，際遇的相似。我有時犯糊塗，不知道司馬遷是因了賈誼的遭際像屈原才把他續傳在屈原的後面呢，還是因了要傳賈誼才想起此前還有一個更哀婉動人的屈原。我覺得後一種可能性大一些。是賈誼的追悼使屈原回到了人間。而此時，距屈原自沉汨羅，已是「百有餘年」了。

屈原也缺少孔墨孟荀等人的達觀。他畢竟不是冷靜從容的哲人，他是詩人。同時，他也缺少他們曾經有過的苦難磨鍊。

當屈原二十歲行冠禮作《橘頌》時，他是何等儒雅自信，前途遠大。而孔孟等人此時還在社會底層掙扎，受盡白眼與辛酸，因而他們有韌性。他們不像屈原那樣高貴，孔孟都干過一些賤人才幹的「鄙事」，當過吹鼓手、委吏、乘田，被人從宴席中趕出來，而墨子本來就是「賤人」。

而屈原，他純潔無瑕的貴族血統與心性使他無法面對失敗。在失敗面前他不能沉默，不能隱忍，不能迂迴，不能無悶。他呼喊，他叫屈，他指責，他抗爭，於是他得到的是更大的打擊與蔑視，是別人對他的徹底的失望。

他撣去灰塵，保持自己的皓皓之白。他凜然地站在邪惡的對立面，與他們劍拔弩張。一點也不含蓄，一點也不躲閃，一點也不講策略，他怒形於色。他給對方看他的傷口，以便對方知道他的仇恨與報復心切。他由此遭到邪惡的全面徹底的攻擊。邪惡無法容忍他的存在，因為他把自己擺在與邪惡你死我活的對立面上，邪惡即使僅僅為了自己的活，也要讓他死。

而屈原的偉大與可貴也正在這裏：

他不理解邪惡與不公。他無法和他們和平共處，哪怕是虛與委蛇。他謹持着他理想的絕對純潔。是的，他至死也不曾丟失一寸土地。他是代表獨特個體而與社會宣戰的最偉大最慘絕人寰的戰士。因為他的絕不讓步，這世界有可能免於全面墮落。

而他的這種行為必然會遭到一些孱頭式的批評。比如揚雄與班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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