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下）：面向風雨的歌者（1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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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屈原是一本大書，可以讓我們代代翻閱而不能盡其意；或者如胡適所說，是一個大「箭垛」，讓我們人人都可以在他那裡射中心中所想；或者，如我曾經比喻的，是一個大大的「滾雪球」，當他在時光的坡道上滾過一代又一代時，一代又一代的人都可以在上面附着上自己的東西：既是對屈原的新發現，也是價值的增值。是的，物理存在的屈原在紀元前278年即已死去，但精神的屈原卻永在生長，且日益枝繁葉茂，碩果累累，庇蔭着吾國吾民的精神家園，滋養着我們的精神力量。

比經學家把《詩經》學術化意義化，從而使其失去了生動鮮活更嚴重的是，學者們對屈原的所作所為。首先是對屈原作品的種種猜疑，學者們用他們各自不同的判斷標準，對哪篇作品是或不是屈原所作下了種種結論。現有屈原的所有作品，包括《離騷》是否為屈原所作都曾被懷疑過。我承認他們工作的嚴肅性與重要性，容不得我這個沒學問的人說三道四，但我不耐煩他們的爭論，遠避而去，總還是我的自由，套用一句古人的話：「何苦將兩耳，聽此寒蟲號。」當然，現在的學者早不是「寒蟲」，在鼓勵學術的政策下，他們都暖洋洋的。

更令人氣悶的是，學者們還挑起了一場「歷史上有無屈原」的爭論，弄得東瀛日本國的學者們也來湊熱鬧，直讓我懷疑他們的用心。以我這個頭腦簡單的人的想法，「屈原」本就是一個符號。它代表着一個人，不錯，但卻是一個早就死去的人—據說還是投江而死的人，也就是說，作為一個「物理事實」，他早已消失。「他」早已變成了「它」。而我們今天講的這一個「屈原」，乃是一個「人文事實」。不管歷史上—實際上也就是在楚懷王楚頃襄王時代—這個人物是誰，或根本不存在這個人，但至少從漢代賈誼、劉安開始，這「屈原」兩個字就已作為一個「人文」符號而存在，並在不久得到了大史學家司馬遷的認可，並為之作傳。在賈誼、劉安和司馬遷那裡，「屈原」代表的是一種命運，一種精神，一種品性，這些東西讓他們起了共鳴。而這些東西是抽象的，他們感興趣的就是這些「抽象」出來的東西，而不是那個已經消亡的肉體。自那時起，我們民族的記憶中就有了「這個人」，並且「這個人」還在漫長的歷史時期里施加了他的影響，也就是說，隨着歷史的發展，「這個人」的文化內涵越來越豐富，他的「抽象」意義越來越豐富，而成了一個無可否認的「人文事實」。這個事實是否定不了的，而那一個所謂「物理事實」—即那個血肉之軀，是張三還是李四，甚至是否存在，則無須否認也無須堅持。因為無論如何，「屈原」這個符號，在當時是指「這一個」還是指「那一個」，甚或如論者所說，不存在，都無關緊要，因為「它」實際上已經不存在了，存在的，只是一種精神性的東西。它對我們的意義，不是來自於那麼一個物理性存在的「個體」，那麼一個由血型、指紋、DNA、身份證、戶口本、職工登記表等生物或社會體系認定的具體的「那一個」，恰恰相反，對我們有意義的，是這麼一個「人文事實」，這個事實是由其文化內涵決定的，比如忠貞、堅定、愛國愛民、冤屈等等，都是一些抽象概念。而這種「文化內涵」是由文化史派生的，在文化發展過程中不斷堆壘，附着而成的，比如「愛國」、「改革」就是很後來才附着上去的。說白了，從本質上講，它無關乎「事實」，而與「價值」有關。我把屈原稱之為「滾雪球式人物」，意思是說，「屈原」這兩個字上所包含的意義、價值、精神等等，是在文化史上不斷附着上去的，正如一個雪球，我們若層層剝開它去尋找所謂的事實，則最終仍不過是雪塊而已—所謂的「真正的事實真相」不存在。極言之，文化史上眾多人物與文化現象何嘗不都是一個一直滾動，滾到今天，滾到我們面前的雪球？當他們從我們這兒滾過時，若我們能在上面附着上什麼東西，就功德圓滿了，何苦要拿着「學問的鑿子」，硬鑿下去，要找出所謂最後的「真相」？待到最後，一切剝落，「真相」會令我們失望：原來什麼也沒有。而且我們還糟蹋了歷代的文化成果，把它弄成一堆碎渣。這難道是「學問」？這是作孽。

二

屈原的代表作《離騷》，若從其具體政治主張上講，實際上並不見得有多高明。這話定會讓很多人惱火，但我懇求他們讓我誠實地說出我誠實的看法。《離騷》的訴說有三個對象：對君，對自己，對小人。簡單地說，對君是忠，屈原標誌着對士之朝秦暮楚式自由的否定，對士之「棄天下如棄敝屣」的自由的否定，也標誌着另一種觀念的建立：「忠」。這與荀子是一致的，荀子比較起孔孟，特彆強調這個「忠」。在孔孟那裡，「忠」的對象是普泛的，甚至更多的是指向一般的人際關係，曾子的「為朋友謀而不忠乎？」還有孔子的「忠恕」並稱，都是例證。而孟子，就其個性而言，那種對君主的「忠」，他是撇嘴表示不屑的。但荀子特彆強調的就是對君主的「忠」。荀子比屈原稍晚，而且就呆在楚國，這是有消息可尋的。

忠而見疑，便是怨。這怨之來處，即是「忠」。由忠而見疑而產生的「怨」，是很近於「妾婦之道」的，是頗為自卑而沒出息的。更糟糕的是，《離騷》還把自己的被委屈、被疏遠、被流放歸罪於小人對自己光彩的遮蔽，對自己清白的污染。這小人很像是第三者，插足在自己與君王之間，導致自己的被棄。不可否認的是，中國文化傳統中，失意官僚普遍存在的棄婦心態，就是從屈原開始的。

對外在權威的皈依和依恃，導致先秦士人自由精神的沒落。屈原的選擇標誌着路已只剩下一條：在絕對君權下放棄自己的主體選擇，除了獲得一個特定的君主的認可之外，不能有更多的自由空間。這幾乎是一條絕路。賈誼、晁錯式的悲劇已早在屈原那裡發生，難怪賈誼獨獨心有戚戚於屈原。

好在《離騷》中還有對自我的充分肯定與讚揚，這在很大程度上洗刷了「忠君」帶來的污垢，而保持住了自己的皓皓之白。這可能是因為先秦士人主體精神的強大基礎尚未坍塌，屈原尚有精神的支撐。令人稍感吃驚的是，正是在屈原這樣一位向君權輸誠的人那裡，這種桀驁不馴的個性精神表現得尤其強烈和突出，除了孟子外，大約還沒有人能和屈原相比：他那麼強調自己、堅持自己、讚美自己（有不少人就據此認為《離騷》非屈原所作—他們的根據是：一個人怎能這樣誇獎自己），而且一再表明，為了堅持自己，他可以九死不悔，體解不懲。正是這種矛盾現象，使得屈原幾乎在所有時代都會得到人的肯定，又得到另一部分人的否定。我想提醒的是，在我們大力宣揚屈原忠君愛國愛民的同時，一定不要忘了他張揚個性的一面。這後一點，也許是屈原最可貴的東西。誰能像他那樣讓自己的個性直面世界的輾壓而決不屈服？誰能像他那樣以自己個性的螳螂去擋世界的戰車？誰能像他那麼悲慘，誰能像他那麼壯烈？誰能像他那樣成為真正的戰士？

在中國古代，優美的抒情作品實在太多了，但像《離騷》這樣的華麗的交響則太少。單從篇幅上講，它就是空前絕後的，全篇三百七十二句二千四百九十餘字，是中國古代詩歌史上最長的一篇，幾千年來沒有人能打破這個紀錄。而其結構的繁複，主題的豐富，情感的深厚，更是令人嘆為觀止。作為抒情詩，而能展開如此宏大的篇章，不能不令人嘆服屈原本人思想和個性精神的深度和廣度。同時，我們也必須注意到他形式上的特點，正是由於他自設情節，使得一首抒情詩才能像敘事詩那樣逐層打開，而逐層深入，深入到精神的深處，遊歷到精神之原的開闊地帶。抒情詩而有了「情節」，也就必然是象徵的隱喻的，所以，象徵和隱喻也是《離騷》的主要藝術手法，比起《詩經》的比興，屈原「香草美人」的系統性設喻，與上天入地，求女占卜等等自設情節的使用，是一次巨大歷史飛躍。

不管怎麼說，屈原仍然是歷史上第一位偉大的詩人。我們可能聽這類表述太多了，但我是認真地說這話的。「第一位」，蓋因他之前尚無稱得上偉大的詩人，甚至連「詩人」也不易覓得。《詩經》中可考的作者也有多位，有幾位還頗有幾首詩保存在這被稱之為「經」的集子中，但我總覺得，《詩經》之偉大，乃是整體之偉大，如拆散開來，就每一首詩而言，可以說它們精緻、藝術、有個性，但決說不上「偉大」。「偉大的詩人」，須有絕大的人格精神，可以滋溉後人；須有絕大的藝術創造，可以標新立異，自成格式，既垂範後人，又難以為繼。應該說，在這兩點上，屈原都是當之無愧的，就前一點而言，屈原已成為一種精神的象徵，雖然對他的精神價值，根據不同時代的價值需要，代代有不同的闡釋，比如有時我們闡釋為「忠君」，有時我們闡釋為「忠民」，有時我們又闡釋為「愛國」，總之，他已是我們在不同歷史時期精神力量的來源之一，重要的思想資源之一，人格精神的誘導之一。

就後一點而言，「屈平辭賦懸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他在後半生人生絕境中的數量不多的藝術創造，已勝過楚國王族—也是他的祖先—幾百年創下的世俗政權的勛業。他寄托在他詩歌創造中的志向與人格，「雖與日月爭光，可也」—這是劉安和司馬遷的共同評價。我們知道，司馬遷對歷史人物的評價，是一言九鼎的。而屈原的藝術創新，「軒翥詩人之後，奮飛辭家之前」，超經越義，自鑄偉辭，「衣被詞人，非一代也」—這又是中國歷史上最傑出的文論家劉勰對他的評價。一個史界的司馬遷，一個文論界的劉勰，兩個在各自領域中的頂尖人物，對他的精神與藝術，人格與風格，做這樣至高無上的推崇，屈原之影響人心，之折服人心，於斯可見。

三

其實，屈原作品的數量並不多。班固在《漢書·藝文志》中列出的數目為二十五篇，劉向的已散佚的《楚辭》及王逸的《楚辭章句》中列出了這二十五篇的篇名，它們是：《離騷》一，《九歌》十一，《天問》一，《九章》九，《遠遊》《卜居》《漁父》各一。一篇被梁啟超稱為「全部楚辭中最酣恣最深刻之作」的《招魂》，不在此列，我頗為遺憾，近世有不少學者力主此作仍為屈原的作品，我雖拙於考據，但從情感上說，我很希望這篇作品的著作權歸於屈原。多年以前，我「支邊」去青海，一呆十七年之久，常起故鄉之思（我本楚人）。每吟那「內崇楚國之美，外陳四方之惡」的《招魂》，尤其是那結尾三句，即不任感慨之至：

湛湛江水兮上有楓，

目極千里兮傷春心，

魂兮歸來哀江南！

我們知道這「哀江南」，後來被那羈留北方的江南人庾信敷衍成一賦《哀江南賦》，其賦其序，都是文學史上的名篇。

除此之外，即便在二十五篇之列的《遠遊》《卜居》《漁父》，也有不少人否認為屈原作品。作為學術研究，他們說什麼自有他們的根據，但要讓我來做這樣的判斷，我則沒有心情—我不大喜歡他們的「根據」，因為那「根據」本身不算穩固，我還是依我的「心情」，這三篇，仍為屈原作品。你看這樣的句子，多麼好：

惟天地之無窮兮，哀人生之長勤，

往者余弗及兮，來者吾不聞。

（《遠遊》）

這是何等杳不可及，一往不復的寂寞？一個人好像突墜一個深黑無底的宇宙黑洞，捫天叩地，寂無迴音。近千年後，幽州台上的陳子昂，還在唱這樣的調子。再看這樣的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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