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 增量改革使民營經濟破土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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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產到戶」改革的更加重要的意義，是使中國找到了一種有別於蘇東社會主義國家以國企改革為重點的改革戰略。這種戰略的特點，是不在國有經濟中採取重大的改革步驟，而把改革的重點放到為非國有即民營企業開拓發展空間，因而被稱為「體制外先行戰略」，或者「增量改革戰略」。

在改革開放以前，根據毛澤東「要使資本主義絕種，小生產也絕種」的基本方針，通過一系列的政治運動，私有經濟，包括個體勞動者的私有經濟，已被消滅殆盡。連農村人民公社社員保持的一小塊自留地和一小份家庭副業也被當作「資本主義尾巴」割除。早在20世紀70年代末期，就有一些學者和政府官員要求突破毛澤東時代的理論和政策，給私營企業一定的發展空間。但在整個70年代，這種努力的成效並不很大。

由於毛澤東上述思想的巨大影響，是否允許私有經濟的發展，在中國一直是一個在政治上高度敏感的話題。即使在1976年以後幾年的「撥亂反正」時期，毛澤東時代的教條仍然統治着人們的頭腦；因此在改革開始時期，允許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只能抓住適當的時機，採取迂迴漸進的方式進行。

最先被突破的，是個體勞動者的創業活動。

「文化大革命」結束以後，1000多萬在「文革」期間「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獲准回城，解決他們的就業問題便成為擺在各級政府面前的一個緊迫問題。然而在當時城市中合法存在的國有工商業還沒有擺脫蕭條處境，私人自行創業又還沒解禁，即使做一點商業買賣，也會因為仍然把長途販運看作「投機倒把」的刑事犯罪而受到懲處。在這種情況下，曾經長期擔任重要領導職務的資深經濟學家薛暮橋在1979年3月勞動部召開的「全國改革工資制度座談會」上提出，應當改變連小商販的販運活動都被當作刑事犯罪處理的做法，允許待業人員等個體經營者從事商業活動，以便開闢更多的就業門路。

1979年4月，國務院批轉的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的報告接受了這一建議，指示各級工商行政管理局「可以根據當地市場需要，在徵得有關業務主管部門同意後，批准一些有正式戶口的閑散勞動力從事修理、服務和手工業的個體勞動，但不準僱工」。1980年8月，《中共中央關於轉發全國勞動就業會議文件的通知》確認了「勞動部門介紹就業、自願組織起來就業和自謀職業相結合的方針」（俗稱「三扇門」的就業方針），要求「鼓勵和扶植城鎮個體經濟的發展」。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肯定了「一定範圍內的勞動者個體經濟是公有制經濟的必要補充」。這才正式承認了個體業主制企業的合法性。

由於「不準僱工」，70年代末期開設的個體工商戶全都規模微小。具有一定規模的民營企業，是在80年初期才開始發展起來的。它們大體上採取了以下幾種形式。

第一，鄉鎮企業的「異軍突起」

鄧小平在1987年會見外賓時談道：我們「完全沒有預料到的最大的收穫，就是鄉鎮企業發展起來了，突然冒出搞多種經營，搞商品經濟，搞各種小型企業，異軍突起」。

在改革開放中大放異彩的鄉鎮企業，其前身是1958年組建人民公社時開始出現的社隊企業。由於保持着對「小生產者自發資本主義傾向」高度警惕的列寧主義傳統，1962年中共八屆十中全會通過的《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修正草案》規定，社隊企業必須「直接為農業生產和農民生活服務」，它們只能「就地取材、就地加工、就地銷售」，不能從事「運輸和商品流通等產業，也禁止私人創辦企業」。這樣，社隊企業發展十分緩慢。1978年，社隊兩級企業共有152萬個，平均1924個農村居民才有一個社隊企業，社隊企業的總產值為491億元，占農村社會總產值的比重為24.1%，佔全社會總產值的比重為7.17%。

改革開放初期，政府已經認識到社隊企業對於經濟發展的重要作用。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原則同意、1979年9月中共十一屆四中全會正式通過的《關於加快農業發展若干問題的決定》要求：「社隊企業要有一個大發展，到1985年，社隊企業的總產值佔三級經濟收入的比重，要由現在的百分之二十提高到一半以上。」1979年7月，國務院發佈的《關於發展社隊企業若干問題的規定》明確了社隊企業作為經濟行為主體的地位，決定它們所需生產資料和生產的產品，除直接或間接納入國家計劃的以外，允許企業「自行採購」「自行銷售」，「由買賣雙方議定價格」。不過在當時，對社隊企業在經營決策、產品價格、招工用人和利潤分配等方面仍有許多限制。

鄉鎮企業的大發展，是在1982年「包產到戶」全面推行以後發生的。首先，「包產到戶」使農業生產效率明顯提高，大量農村富餘勞動力游離出來，為鄉鎮企業提供了充裕的勞動力資源。其次，農業生產發展加上農產品收購價的多次大幅度提高，使農民收入增加，部分農民開始具有投資能力。這些都增加了鄉鎮企業發展的推動力量。

更大的轉變發生在1984年。

1984年3月，中共中央和國務院轉發了農牧漁業部《關於開創社隊企業新局面的報告》。這份《報告》和中共中央、國務院轉發這份《報告》的《通知》宣布，將「社隊企業」改稱「鄉鎮企業」，指出了鄉鎮企業的競爭優勢和發展鄉鎮企業的重要戰略意義；明確鄉鎮企業不僅包括原來的社（鄉）辦企業和隊（村）辦企業，還包括部分社員聯營的合作企業和個體企業；要求「對鄉鎮企業要像對國有企業一樣，一視同仁，給予必要的扶持」；「對部分社員聯營的合作企業、分散生產聯合供銷的家庭工業和個體企業，也應熱情支持、積極引導和管理，使其健康發展」。

各個地區的鄉鎮企業有着不同的特色，所有制形式也有比較大的差異，形成了幾種主要的經營模式：（1）蘇南模式。這種類型的鄉鎮企業源於「文革」期間發展起來的社隊企業。這種由基層政權代表社區建立和擁有的鄉鎮企業形式雖然被稱為「蘇南模式」，實際上是20世紀80～90年代全國各地最流行的鄉鎮企業形式。（2）溫台模式。浙江省的溫州、台州鄉鎮企業也很發達，它們主要是由農民、手工業者等私人創立的個體工商戶發展起來的。雖然這種「溫台模式」的鄉鎮企業往往由於要尋求保護而「掛靠」到國有企業或集體企業名下（俗稱「戴紅帽子」），但實際上仍是私營企業。（3）珠三角模式。珠三角的鄉鎮企業的特點是由港澳台投資者（包括內地在港澳開設的企業，即所謂「假洋鬼子」）擁有，其業務也多為外向型的。

1984年以後，各類鄉鎮企業無論在企業數量、就業人數，還是在總產值上都大幅度地增加。1985年末，全國鄉鎮企業數從1983年末的134.64萬家增長到1222.5萬家，兩年間增長了9倍。

第二，外商投資企業的發展

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確立了改革開放的方針，決定調整對外經濟政策，要求各地、各部門的公有制企業「在自力更生的基礎上積極發展同世界各國平等互利的經濟合作」。其中一個重要方面，是鼓勵外商來華投資，與中國資本合作興辦企業。1979年，中國頒佈《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外合資企業法》，這標誌着中國從禁止外商直接投資到積極鼓勵外商直接投資的重大轉變。

與外商合資的企業只有在良好的市場環境中才有可能生存和發展，而中國全境的「大氣候」並不符合這樣的要求。所以，中國的對外開放是從培育具有良好經營環境的「小氣候」，即營建經濟特區等對外開放基地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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