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 包產到戶的最終勝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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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碎「四人幫」以後，由於舊的方針路線沒有得到清理，農業生產的恢復和發展仍然十分緩慢。農業兩種發展路線之爭也變得激烈起來。

一方面，奉行「兩個凡是」的領導人繼續推行「農業學大寨的運動」。1976年12月，在逮捕「四人幫」後兩個月，召開了第二次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號召全國「高舉農業學大寨的旗幟，堅持以階級鬥爭為綱，把領導權真正掌握在馬克思主義者和貧下中農手裡，大搞群眾運動，大幹社會主義」。大寨領導人、時任主管農業的副總理陳永貴在大會上提出要求：充分發揮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優越性，壯大公社、大隊兩級經濟，為逐步過渡到以大隊為基本核算單位準備條件。在1977年8月召開的中共第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中央委員會報告里，要求在1976～1980年的第五個五年計劃期間，把全國三分之一的縣建設成為「大寨縣」。同年11月，中共中央召開了普及大寨縣工作座談會，華國鋒在會上說：農村的基本核算單位要開始實現由生產隊向大隊的過渡，這是過渡到共產主義的必要條件，也是「普及大寨縣的標準之一」。座談會要求當年冬季和1978年春季選擇10%左右的大隊「先行過渡」。會議形成一個題為《普及大寨縣工作座談會討論的若干問題》的彙報提綱。中共中央隨即以1977年「49號文件」轉發了這個彙報提綱。

然而，面對百姓們衣不蔽體、食不果腹的情形，安徽、四川等地採取了與「49號文件」相反的做法。

1977年6月，萬里被任命為中共安徽省委第一書記。11月，幾乎就在中共中央召開「普及大寨縣工作座談會」的同時，中共安徽省委召開了全省農村工作會議。經過激烈的辯論，制定了《中共安徽省委關於當前農村經濟政策幾個問題的規定（試行草案）》（簡稱《省委六條》）。《省委六條》主要內容是尊重生產隊包括生產自主權、分配自主權、勞動力支配自主權等在內的自主權；可以根據農活的不一建立不同形式的生產責任制，可以組織作業組，也可以責任到人；允許和鼓勵農民經營自留地和家庭副業，產品可以拿到集市上出售；等等。《省委六條》下達以後，不少地方認為農業生產責任制應當聯繫產量，於是提出了聯產承包的問題。有些地方開始劃分核算單位。肥西縣山南公社社員自發搞了包產到戶，省委決定不加制止。於是，不少地方悄悄搞起了「包產到戶」。

1978年，安徽全省遇上百年未遇的特大幹旱。安徽省委針對這種情況，決定採取「非常措施」——「借地渡荒」：凡集體無法耕種的土地，可以借給社員種麥、種油菜，每人借三分地，誰種誰收誰有，國家不征糧，不分配統購任務。

這個決定直接引發了安徽全省農民「包產到戶」的行動。省委書記萬里還把肥西縣山南區山南公社作為省委進行「包產到戶」的試點。山南的做法在安徽不脛而走，引來了一些人的質疑甚至問罪。但在安徽省，包產到戶已成燎原之勢。1978年，實行「包產責任制」的生產隊達1200個，次年又發展為38000個，約佔全省生產隊總數的10%，到1980年底，全省實行「包產責任制」的生產隊佔總數的70%。

不僅在安徽，貴州、四川、甘肅、內蒙古、河南等省或自治區的一些貧困生產隊也實行了這種生產責任制。在理論界，也有一批研究人員在理論與實際密切結合上寫出文章為「包產責任制」鼓與呼。

雖然「包產責任制」得到幹部群眾的熱烈擁護和一些省級領導人的支持，反對的力量依然強勁有力，而且在政壇上佔據優勢。即使在中央的層面上，情況也是如此。1978年12月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雖然否定了毛澤東的「兩個凡是」，它審議的《中共中央關於加快農業發展若干問題的決定（草案）》和《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試行草案）》等兩個文件，卻按照「左」的思維定式，規定了「不許分田單幹」（即不許包干到戶）和「不許包產到戶」。1979年9月中共十一屆四中全會正式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加快農業發展的若干問題的決定》表示同意「在生產隊統一核算和分配的前提下，包工到作業組，聯繫產量計算勞動報酬，實行超產獎勵」；並且把「兩個不許」改為「一個不許、一個不要」，即「不許分田單幹」和「不要包產到戶」。這就是說，「分田單幹」即「包干到戶」仍然遭到禁止。

1980年2月，中共十一屆五中全會決定恢復設立中央書記處，選舉胡耀邦擔任中共中央總書記。這意味着改革派掌握了實際的領導權。但在各級黨政機關仍有不少人奉行「兩個凡是」的原則，堅持反對「包產到戶」，認為這「無異於背棄社會主義道路」。這時，萬里從安徽調任國務院任副總理兼國家農業委員會主任。剛到北京，迎接他的是國家農委的機關刊物《農村工作通訊》上接連發表的兩篇文章——《分田單幹必須糾正》《包產到戶是否堅持了公有制和按勞分配》，對包產到戶進行了抨擊。

由於中央高層對「包產到戶」贊成或反對的力量依然沒有分出高下，在省委書記一層，這種分歧更加明顯。

就在這時，原來一直在「等待」的鄧小平開始講話，表明自己對「包產到戶」的支持態度。1980年4月2日，國務院副總理兼國家計委主任姚依林向鄧小平彙報長期規劃會議討論情況。當姚依林講到國家農委的同志建議甘肅、內蒙、貴州、雲南等地廣人稀、經濟落後、生活貧困的地區可以實行「包產到戶」時，鄧小平說，他贊成這種意見：「對於這類地區，政策要放寬，有的可以包給組，有的可以包給個人，不要怕。」

5月31日，鄧小平在同中央負責工作人員談話中，熱情讚揚在安徽肥西和鳳陽進行的「包產到戶」和「大包干」試驗。

1980年9月中共中央召開省、自治區、直轄市第一書記座談會，着重討論加強和完善農業生產責任制的問題。萬里指定中共中央農林工作部秘書長、國家農委副主任杜潤生主持起草會議文件。原來希望在文件中直接寫入「可以包產到戶」或「支持包產到戶」的內容。但是，這樣的文件稿本連在國家農委的領導層中也無法得到一致同意，在第一書記會議上更引起了激烈的爭論，會議幾乎到了開不下去的地步。為了解決這個難題，負責起草文件的杜潤生和胡耀邦、萬里商量，在會議閉幕前兩次改寫了文件草案，降低了支持包產到戶的調子，提出了農村集體經濟的經營形式應當「多樣化」的觀點，為各地的選擇留出餘地。

按照杜潤生的說法，1980年9月27日最後由中共中央印發的中發［1980］75號文件《關於進一步加強和完善農業生產責任制的幾個問題——1980年9月14日至22日各省、市、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專題座談會紀要》，是一個妥協性的文件。文件一方面強調：「集體經濟是我國農業向現代化前進不可動搖的基礎」；「在一般地區，集體經濟比較穩定，現行的生產責任制群眾滿意或經過改進可以使群眾滿意的，就不要搞包產到戶」。另一方面又規定：要「允許有多種經營形式、多種勞動組織、多種計酬辦法同時存在」；「凡是有利於鼓勵生產者最大限度地關心集體生產，有利於增加生產，增加收入，增加商品的責任制，都是好的和可行的，都應加以支持，而不可拘泥於一種模式」；「在那些邊遠山區和貧困落後的地區，長期『吃糧靠返銷，生產靠貸款，生活靠救濟』的生產隊，群眾對集體喪失信心，因而要求包產到戶的，應當支持群眾的要求，可以包產到戶，也可以包干到戶，並在一個較長的時間內保持穩定。」

就像在中國改革過程中經常發生的那樣，雖然作出了一些妥協和讓步，這份中央文件畢竟為農民按照自己的意願自主選擇經營方式打開了閘門。在這份中央文件的支持下，「包產到戶」和「包干到戶」的經營方式迅速發展，其中發展最快的是「包干到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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