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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之後，我着實過了兩年苦日子。別人都早早找好了出路：或者確定了工作單位，或者聯繫好導師，上了研究生，出國的也不在少數。在個人奮鬥的競技場上，小鴨梨一躍成為佼佼者，她被一家全球「五百強」公司招走，當上了一名主營洗髮水和衞生巾的市場推廣人員。工資倒在其次，主要是，背負着哲學系這個賤民身份，她仍然身殘志堅地進入了外企，這是一種什麼樣的精神啊。系裡還專門請她回來，給師弟師妹們舉辦過一次以「入對行，嫁對郎」為主題的勵志講座。

如果校方也覺得從哲學系跳出去，反而是給系裡爭光的話，我們這些跳不出去的笨蛋也沒什麼好說的了。哪怕他們宣布我們這四年泡在了化糞池裡，我們也得承認自己就是一群大蛆，正滿懷羨慕地看着優秀的同學進化成蒼蠅，遠走高飛。

莫小螢被保送到外國語學院上了研究生。新學校離家近了很多，她媽要求她住家走讀，我們的房子便租不下去了，只好讓陳浩超榮升為二房東，招募新人。於是，我這個沒怎麼住過校的學生，反而在畢業之後離不開宿舍了。所有的同學都離校了，我還在那裏面賴着。趁我出去打飯的空檔，看宿舍的老頭兩次三番把我的鋪蓋卷好，從四樓的陽台上扔了下去，而我則鍥而不捨地把它扛在肩上，像蝸牛一樣爬上去，撬開門，放回床上。老頭急於轟我走，也是可以諒解的，因為整個兒樓道只剩下了我一個人。他說：「再過兩天，新生就要入校了，看你還有什麼臉住在這裏。」我跟他執氣：「別把我逼急了，否則我就重新參加一遍高考，還考哲學系。這張床哥們兒睡定了，你們把它改成女生樓我更歡迎。」

我的無賴嘴臉起到了效果，半個月後，我的班主任氣喘吁吁地找到我，說東城區宗教事務管理局的「基督辦」還缺一個編外名額，系裡鼎力推薦了我。雖然馬克思主義哲學反對宗教，但是哲學系學生的對口專業卻只剩下了這種神神鬼鬼的地方。他安慰我說：「幸虧是東城區，東交民巷在那裡，『基督辦』需要的人手多——要是白雲觀那片兒，你就只能去『道教辦』，這輩子別想剃頭了。」

我打趣說：「要是去了門頭溝區的『佛教辦』，我是不是連婚都不能結了？」

他就拎着行李，把送出了學校。走出「硅谷電腦城」對面的側門，我忽然回頭說：「這樣，我和學校就徹底斷絕關係了吧？」

他眼睛看着別處：「我們私人之間還是朋友。」

「那就行。」我欣慰地說，「咱們學校的老師都不錯，起碼心腸好。您轉告母校，請他們丫的放心，日後我要當不上貪官和買辦，絕不說自己是這兒畢業的。我不能給母校丟人啊。」

到單位報了到，領導鼓勵我說：不要小看編外人員，只要考上公務員，還是很有希望進入正式編製的。我倒無心小看這裏，只不過實在沒什麼事情可做。我們那個科室的主要工作，就是每月把全區「處級以上牧師」召集到一起開會，學習國家政策，「科級以上牧師」也有資格旁聽。領導念報告的時候，我要給他們這些人端茶倒水。因為牧師的口頭禪是「我們都是有罪的人」，這種會議的場面就很像是一窩兒犯人在集體招供。

在辦公室呆煩了，我也假積極了一把，要求到管區下屬的宗教場所去「幫幫忙」，干點兒力所能及的事情。這個活兒倒還愜意，我騎着自行車在教堂之間跑跑顛顛的，給他們送信，或者看着維修隊的工人施工。經過我的觀察，信仰基督教的基本上是一些弱勢群體：老人、失業人員，進城的農民。牧師們對這種情況也很失落，他們非常羨慕和尚，因為廟裡的施主有相當比例的官員和商人，動不動就捐錢。

有一天，一個牧師還對我說：「你有朋友結婚么？可以介紹過來，我們承辦這個活兒。」

還真有那種勁兒勁兒的男女非要到這種地方來結婚。我幫着一個教堂操辦過一次，還為新郎打開了車門，看着他把長得像沙包一樣的新娘扛進去；而婚慶公司的人就在門口放炮、吹嗩吶、舞獅子。

我們還雇了一個胡同里的老大爺，給他穿上燕尾服，挽着新娘的手送到牧師面前。老大爺的孫子則在後面拽着她的裙子匍匐前進，順手往上面抹了兩把鼻涕。

「這兒是天主教堂，在這兒結婚得記得一些注意事項。」我對新郎咬耳朵。

「她非來這兒，我他媽哪兒信這個。」新郎問我，「有什麼注意事項？」

「不能避孕。天主教認為避孕是罪惡的。」

「我去你媽的。」

要不是大喜的日子，那廝真會拎着板兒磚砍我。

等到儀式結束，牧師和工作人員都換上便裝去「大宅門」吃喜酒了，我便獨自坐在教堂里發獃。這教堂已有一百多年的歷史了，庚子年「義和團」曾燒過一回，後來又被教會修葺一新，變得更加巍峨。正午的陽光從「巴洛克」風格的頂窗泄下來，外面飛揚着鴿哨的聲音。人家都說，教堂的建築結構、光學和音響效果自有一種神聖感，能強烈地感染走進來的人——我確實感到了神聖，但卻不知道神聖的到底是什麼、自己應該認為什麼東西是神聖的。

壁畫上的聖母雙目微垂，慈祥善良，我看着她，傷感得幾乎哭了。我暗暗對聖母、聖母的兒子以及她兒子的爸爸說：我雖不信你們，但比起那些號稱「篤信」你們的人，我應該是更崇尚你們的；恰恰因為崇尚，我才堅決不與那些人為伍。這話我除了要對聖母一家子說，還要對佛祖、真主、馬克思和恩格斯說。因為崇尚，我在這世上無法信仰任何抽象事物，只能信仰美好的女性，具體地說，就是信仰莫小螢。

因為對莫小螢抱有一種近乎於信仰的迷戀，後來當她要走的時候，我反而表現得出乎意料的平靜。本科畢業以後，我和她維持了一種穩定、近乎於相濡以沫的關係。所謂相濡以沫，就是兩條魚被拋在了岸上，只能往對方身上吐口水，既互相唾棄而又互相溫暖。我總是攻擊她在學習上的勤奮其實是「沒思想」的表現，她則回敬我，指出我「比志大才疏還不如」，因為我連志氣都沒有，就知道混日子。但是我沒要求她輟學，她也沒要求我上進，這就是互相尊重的表現。

她住回家裡之後，我們在一起的日子明顯少了。每天在單位磨完洋工，我才能騎着自行車，穿越半個北京城去找她；要是趕上我被派了什麼差，或者她去旁聽什麼莫名其妙的「學術講座」，我們這一天就見不上面了。但是分開的時候卻也不想，如同見面的時候永遠不煩；只要知道這城市裡還有一個戀人就足夠了。啊，我們真的把戀愛談到了親情的境界。

每個月發工資之後的那幾天，我會到郊區的度假村包一個房間，她就向她媽撒謊，說出去開會，和我一起到外面住上一個周末。最遠的一次，我們去過北戴河，當時是冬天，整個兒景區變成了一座空城，晚上只有路燈駭人地亮着——由於沒人，連防備歹人的警惕性都沒必要保持。我們就在空無一人的、燈火輝煌的街上散步，聽腳步在度假村牆上反彈迴響，聽遠處的海浪在冬夜裡低吼。第二天早上，我們又到海灘上閑逛，莫小螢還撿了一隻凍得直掉冰碴的海星。

「在這地方，能把整個兒海灘都清場的得是什麼人，那得是『中顧委』的老革命家吧。」我背着手做看蒼茫大地狀，「秦皇島外打漁船，一片汪洋都不見——改革的步子要再快一些，你看呢小莫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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