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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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垣

史學家、教育家陳垣，字援庵，廣東新會人，生於一八八0年，他自幼好學，但沒有師承、家學，只靠勤奮自學，闖出一條廣深的治學之路。在考據學、宗教史、元史和史論等方面，著作等身，都取得成績，受到國內外學者的推崇。四、五十年間，他在大學和研究機構里，對廣大青年學者熱心傳授，給予他們深遠的影響，造就了眾多的史學人才。

陳垣曾任北京大學、北平師範大學、輔仁大學等校教授、導師。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五二年，任輔仁大學校長，一九五二年至一九七一年，任北京師範大學校長，前後四十五年。解放前，他還擔任過京師圖書館館長，故宮圖書館館長。解放後任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第二所所長等職。在政治上，他歷任第一、二、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

陳垣同志治學，能隨着時勢的發展而不斷有所發展，思想不斷有所前進。在他少年時，受到「學而優則仕」的儒家思想影響，曾考過科舉，不中。後來在民主革命浪潮中，參加了反清反帝的宣傳活動。辛亥革命後，積極進行政治活動。

民國元年，陳垣被選為眾議院議員。後以連年軍閥混戰，宦途又污濁黑暗，大失所望，於是決心從事著述與教學。

八年抗戰，陳垣身陷敵占區的北平，在教學中以著述明志，以著作抗敵，教育青年，指責漢奸，堅決鬥爭，不計生死，直至北平解放。

新中國成立，在黨的教育下，在新生活中，陳垣的思想也得到解放，並開始學習毛主席著作。作為一個愛國學者，他深切感到，只有共產黨才能救中國。年過七十，在繼續努力學習與科研教學進程中，在現實的教育下，他又進一步認識到，只有實現共產主義，人類才能得到真正的解放。終於以七十九高齡，被吸收入黨，成為一個光榮的中國共產黨員。他準備在晚年，繼續努力為黨多作貢獻，但體力日衰，更兼處在「十年浩劫」中，不幸在一九七一年，九十一歲病逝。

陳垣同志自小好學，無師承，只靠自學摸索，自辟蹊徑。十二、三歲，在私塾里偶然看到張之洞的《書目答問》，開卷有道：「諸生好學者來問應讀何書？書以何本為善？偏舉既嫌掛漏，志趣學業亦各不同，因錄此以告初學。」他讀後高興極了，即以為師，按目求索自己需要的書。後來買到《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更視為良師益友。按所指導和輔助，泛覽群籍，經史子集，無所不觸，因而知識面愈廣，求知慾愈強。他的認真治學，可以說從《提要》開始。

陳垣十七歲，赴京應順天鄉試，不中。回來仍走自己治史的道路。二十三歲，他讀了清趙翼的《廿二史札記》，首卷識語有：「此編多就正史紀傳表志中，參互勘校，其有牴牾處自見，輒摘出，以侯博驗君子訂正。至古今風會之遞變，政事之屢更，有關於治亂興衰之故者，亦隨所見附着之」。他認為前者是「史法」，後者是「史事」，於是把《札記》剪裁，分為「史法」和「史事」兩部分，以便研究。這種分法，他在以後治史中時常應用。

陳垣治史，認為有時代的需要，也受時代的影響。經過甲午戰爭、戊戌變法、義和團運動、辛丑條約等，到二十世紀初，興起了民主革命的風暴。一九O五年，孫中山先生創立同盟會，領導民主革命，就在這一年，廣東人民展開了反對美國政府迫害旅美華工的愛國鬥爭。他和潘達微幾位青年志士，創辦《時事畫報》，以文學、圖畫為武器進行反帝反清的戰鬥。

這期間，陳垣因父親患腎結石病，幾經治療，後得西醫動手術治癒，深有感觸，因而又決心學西醫，並認為要使中國擺脫落後狀態，必須使科學發達起來。

一九0七年，陳垣進了美國教會辦的博濟醫學校。讀了一年，又因美國教會當局不尊重中國教師和學生，便憤然離開博濟，另和友人創辦光華醫學校，開附屬醫院，延聘本國醫師任教，自己繼續當學生。他們這些愛國行動，受到社會的大力支持，學校、醫院逐步發展起來。一九一一年，他學成畢業，留校任教，講授生理學、解剖學，研究醫學史。其解剖學的教學與研究，對他後來的治史，有很大的幫助。

一九一一年，「三·廿九」廣州起義，繼之辛亥革命。巨大的政治運動，使陳垣又毅然舍醫從政，時他和康仲犖創辦《震旦日報》，自任編輯，更激烈地宣傳反清。

一九一二年，中華民國成立。陳垣被選為眾議院議員。一九一三年，第一屆國會召開，他離開廣州進北京，從此定居北京。入京後，他最高興的是得縱覽文津閣《四庫全書》。後來他說：「因此可以補從前在廣州未見的書。如是者十年，漸漸有所著述。」一九一四年，袁世凱解散國會，政局混亂。從此，他專心著述的意志，逐漸增強起來。

陳垣同志研究宗教史，和他對宗教曾有信仰密切相關。一九一九年，他在重刊明韓霖《鐸書》序里說：「邇年以來，余篤信敬天愛人之學，以為非此不足以救世。」一九一七年，他就發願著中國基督教史，於是有《元也里可溫教考》之作。他重視這一著作，以為這解決了前人沒有解決的元史中基督教史問題。據他一九二四年所寫的《基督教人華史略》，基督教入華史可分為四期：第一期為唐代的景教；第二期為元代的也里可溫教；第三期為明代的天主教；第四期為清以後的耶蘇教。景教於唐貞觀九年（635年）傳入中國，景教的衰滅始於武宗會昌五年（845年）。景教滅後，到元代有也里可溫教，盛於一時。所謂「也里可溫」，是當時基督教各派之總稱。元亡，也里可溫就絕跡於中國。據此，也里可溫教史是元史的一個組成部分。而在中國宗教史上，僅元代有也里可溫教。但作為宗教史來說，也里可溫又是世界宗教史的一個組成部分。因此，他這書解決了元史中的宗教史問題，不但引起了我國研究元史和宗教史家的注意，而且引起了國際學者和宗教史家的重視。他把沉埋了幾百年的這段歷史，作了充分的闡明，為我國史學研究工作，作出貢獻。

此後，陳垣繼續宗教的研究，先後寫成《火襖教入中國考》（1923年），《回回教入中國史略》（1927年）等作。他研究宗教史，主要研究其興衰，及其與政治的關係，而不是研究其教義--宗教思想史。

《元也里可溫教考》既屬於宗教史的研究，又屬於元史的研究。陳垣同志注意元史，實先於宗教史。早在青年時期，他在廣州，有機會讀到方功傑所藏舊抄本《元典章》，已引起他研究元史的很大興趣。其後他到北京，竟然在坊間偶爾買得這一舊藏抄本，不禁認為奇遇。前此，他先曾買到沈家本的刻本《元典章》。於是兩相對校，他開始了《元典章》校補工作，同時也開始了元史的深入研究，也就為他寫《元西域人華化考》開闢了道路。

《元西域人華化考》，題名「華化」，據他的解釋：「華化之意義，以後天所獲，華人所獨創者為斷。」意思是說，「華化」指的是中國歷史發展所形成的文化，而最能代表中國文化的，他認為是儒家。他說：「儒家為中國唯一的產物，言華化者應首言儒家。」其次則宗教、文學、藝術、科學、風俗習慣等，也有中國的特色。至於西域人，指的是色目人。在第一卷中，他說：「畏吾兒、突厥、波斯、大食、敘利亞等國，本有文字，本有宗教，一旦入居華地，亦改從華俗，且於文章學術有聲焉，是真前所未有，而為元所獨有也。」「元時西域文化，本由襖教而佛教，而回教，更唱迭和，浸淫濃郁者數百年，最後役於西遼，受大石林牙之漢化，耳濡目染者又近百年。元軍先定西域，後下中原；西域人之從軍者，被虜者，貿易者，接踵而至，平日所想望之聲明文物，盡觸目於前。元制，色目人又自由雜居，故一傳再傳，遂多敦詩書而說禮樂。茲編之作，正所以著其盛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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