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卷 探索農村稅改 第1章 新興鎮開始探索稅費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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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卷探索農村稅改第1章新興鎮開始探索稅費改革

當李培傑和劉興傑看到《農民日報》的一篇題為《為農民鬆綁，把糧食推向市場》的社論時，頓時豁然開朗。

在10月的第一個工作日，馬明業就讓太和縣農村工作委員會副主任，開始對太和農民負擔進行問卷調查。

在研討會上，有關領導和著名專家都對河北省搞的這個公糧制改革試點給予了極高的評價。

1992年12月20日，是個天氣晴朗的冬天的早晨。一大早，安徽省渦陽縣新興鎮政府就開始忙碌起來，四處張貼鎮長李培傑署名的政府公告。公告中說：

1、實行稅費提留全額承包，農民只承擔按照政策規定的義務工，不再承擔任何費用，不準任何單位和個人向農民攤派或增加提留款；

2、全鎮8.9萬畝土地，每畝承包費全年上交30元，夏秋各半，實行稅費提留一次到位。農民按照國家規定交售的糧食，誰出售，誰得款；

3、鎮財政所直接與農民簽訂協議書，在收款期間，自然村、行政村幹部負責落實。同時要求全鎮幹部、國家職工、教師、黨團員帶頭交款。

這是一張絕無僅有的公告，它雖然是以一個基層政府的名義張貼的，卻是最樸實地表明了億萬中國農民渴望擺脫歷史的重負、勇敢走向市場的決心。

原來，在20世紀90年代，發源於安徽的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給農村經濟發展帶來了輝煌，也伴隨中國農村走過了大半個80年代。

但是，後來不斷增加的農民負擔，使農村各種矛盾與問題不斷加深，讓農村焦慮不安。

因為在我國廣大地區，農村社會的運轉基本上就是通過向農民收費完成的。農民負擔重就重在要承受各種名目繁多的收費、集資和罰款上。

此時，安徽農村處在一個十字路口上，整個中國的農村也都處在這樣一個十字路口上。

「土地承包後向哪裡去，如何再進一步發展生產力？」人們期待着中國農村出現第二次飛躍。

當時，上任不久的安徽省渦陽縣新興鎮鎮長李培傑與鎮黨委書記劉興傑，正在為難以完成的收費任務而頭痛。

眼看徵收的任務年年在加大，這一年，全鎮就要完成農業稅31萬元，農業特產稅24萬元，耕地佔用稅2.4萬元，烤煙產品稅81.5萬元，提留統籌款162萬元，再加上修路、治水的費用，總計就是320萬元，人均負擔高出100元，畝均負擔也在50元以上。

為完成以上徵收任務，鎮政府必須組織人員上門催繳，這些人員所需費用一般達到徵收總額的10%，有時甚至達到20%到30%，這筆額外的花銷又要加到農民頭上。農民怨聲載道，鎮村幹部每年都要用10個月時間，在罵聲中強迫種植，在罵聲中催促收購，弄得鎮村幹部上下不是人。

劉興傑剛過而立之年，年輕氣盛，眼看這一年又難以完成收費與收購的任務。他感慨地說：「如何設定一個合理的辦法，真正減輕農民的負擔。收費收得叫農民明明白白，又能讓鄉村幹部從一年忙到頭也完不成的徵收任務中解放出來。」

劉興傑自擔任新興鎮的黨委書記以來，一直就在尋找一個解決的辦法。

9月，當李培傑和劉興傑看到《農民日報》的一篇社論時，頓時豁然開朗。這篇題為《為農民鬆綁，把糧食推向市場》的文章，使他們產生了「稅費一把抓、用錢再分家」的稅改念頭。

李培傑說：「咱不妨試試報上講的這個辦法。」

劉興傑說：「我喊你來也就是合計合計這件事。」

於是，後來被人們稱作「新興二傑」的劉興傑和李培傑，一拍即合，兩人坐下來，按照文章提供出的辦法，進行了一番認真的核算：新興鎮每月工資支出為7萬元上下，全年就是85萬多元；辦公經費精打細算一年得要20萬元；農業稅一般是定在50萬元；加上建設費40萬元，農田水利、植樹造林所需的20萬元，以及「五保四扶」要的20萬元，雜七雜八扣除以後，全年全鎮所需資金起碼在260萬元左右。而全鎮耕田面積是8.7萬畝，細算下來，每畝一年一次性地上交30元便能基本滿足全鎮的財政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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