莊子（上）：永恆的鄉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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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在先秦人士中，莊子是很獨特的一位，我認為當時沸沸揚揚色彩斑斕的文士可分為三類：一類是像蘇秦、張儀，唯利是求，沒什麼特操與價值標準，只要有官做，能富貴，既可懸頭於梁刺股以錐，也可以朝秦暮楚，賣友求榮。而他們中的走運者，最終也進入了實際的政治生活，成為統治者中的一員。合縱連橫，權傾朝野，名滿天下。《孟子》中載景春對孟子的話說：「公孫衍、張儀難道不確實是大丈夫嗎？他們一怒諸侯便恐懼，他們安居不動，天下也就安定無事，」可見他們的顯赫與威風。縱約長蘇秦「位尊而多金」，風度翩翩地來往於六國之間，身兼六國相任，皮包中裝着六國的相印，碰碰撞撞的作着舒心的響聲，連他的父母都灑掃而郊迎三十里了。一部《戰國策》說盡這些人槓桿天下之勢。這頗使第二類人如孟子者滿腹酸醋。孔墨孟荀等人，有自己的哲學，有自己的價值觀，並堅持不放如同身家性命，且還負有一種「有道則出，無道則隱」的氣節，故而也就只能常常不得志，常常對諸侯發牢騷，對第一類人吹冷風了。他們暗中羨慕第一類人，卻又只能冷眼旁觀，眼看着人家把天下鬧得動蕩不安，沸反盈天又一塌糊塗，而自己的呼聲愈來愈被淹沒了，愈來愈受諸侯的白眼了，便只好退回房裡，把滿腔不平和才氣都寫在竹簡上，給後世留下一部部好文章。但以上兩類人雖有大區別，亦有大相同，他們都熱衷於都市生活，喜歡在人群中出風頭，搶鏡頭。孔子在野外的時間不少，並且也頗受苦難磨鍊，但他那輛常由他自己執鞭駕駛的在阡陌間奔馳揚塵的車馬，其轍印是直通城市，且直通諸侯的官邸的；孟子一生足跡不出齊稷下，魏大梁和滕文公的衙門；韓非出身韓國貴公子，更是自小在鬧市中廝混；墨子呢？他出身「賤人」，但他也是城市中的手工業者，並且他的主要活動是以城市及諸侯這個背景展開的。另外，這些人還汲汲於從「治於人」變為「治人」，並津津於研究如何「治人」。由此，以上兩類人都是城市文化的代表，是熱鬧場中的人物。

而第三類，除了一些在歷史典籍中忽隱忽現撲朔迷離的隱者外，有大著作大人格且以大背影遮擋後世的，就只有我現在要寫的這位表情古怪的冷嘲大家莊周先生了。當別人在都市中熱鬧得沸反盈天爭執得不可開交時，他獨自遠遠地站在野外冷笑，而當有人注意他時，他又背過身去，直走到江湖的迷濛中去了，讓我們只有對着他消逝的方向發獃。他是鄉野文化的代表，他的作品充滿野味，且有一種濕漉漉的水的韻味，如遍地野花，在晨風中搖曳多姿，儀態萬方，神韻天成。如果說孔孟荀韓的著作中多的是社會意象或概念，充斥着令人生厭的禮呀、仁呀、忠恕呀、戰爭呀、君臣呀的話，那麼他的著作中卻是令人心脾開張的新世界，一派自然的天籟。這裏生活着的是令人無限景仰的大鵬，怒氣沖沖的擋車的螳螂，自得其樂的斥，以及在河中喝得肚皮溜圓的鼴鼠，這些自然意象構成了他的著作中獨特的魅力。他一生沒有在大都市裡混跡過，官也只做到漆園小吏，大概比現在的鄉長還小—並且決沒有貪污索賄。所以他不但沒有大宗遺產留給兒孫，便是他自己，也窮得向監河侯借糧。監河侯知道這位庄先生借得起還不起，就巧妙地拒絕了。後來他便只好以打草鞋為生。據他的一位窮同鄉—不過後來發了跡—「一悟萬乘之主而益車百乘」的曹商的話，當曹商從秦王那裡得到一百輛車的賞賜，高塵飛揚地回鄉炫耀於莊子時，他見到莊子已窮得「槁項黃馘」—脖子乾枯而皴，麵皮削瘦而黃了。不過此時莊子的智慧與幽默還依舊煥發且銳利無比，使得這位曹商先生反顯齷齪了。他含蓄而尖刻地譏刺曹商舔了秦王股溝中長膿的痔瘡，這種譏刺後來成了中國民間譏嘲拍馬者的成語。

莊子的鄉野文化特徵及其挨餓本色，都是先秦其他學子所沒有的。比如孔子，假如他真的「自行束以上吾未嘗無誨也」，他也有三千塊臘肉了。所以他能「食不厭精，膾不厭細」，肉要切大小相同的正方形，再加上生薑細細炖爛，這才下箸。而且酒量特大，一般是喝不到失態的地步的。孟子呢？帶着他的眾多門徒在齊宣王那裡一面大吃大喝，一面又發「君子遠庖廚」以及「萬物皆備於我」的既清高又瀟灑的言論，齊宣王甚至要給他在國都正中蓋別墅，再用萬鍾谷祿來養他的弟子哩。由此可見，莊子的獨特，挨餓本色村夫家相是其一。

不過這裏得交待一句，莊子並不是沒有城市戶口，不願在城市裡做盲流才住鄉下的—他本來至少可以到城市開一個鞋店，乾乾個體經濟，說不定還能暴發—莊子之住鄉下，乃是他死心塌地的選擇。楚王曾派人去請他，說願意以天下相煩，客氣得很，但此時莊子正專心致志地在濮水上釣魚，眼神直盯着水面上的閑逸的浮子，沒有理會這飛黃騰達的機遇，冷冷地把使者打發走了。而他自己像個真正自由的野田之龜，弋尾於塗，雖則不如孔孟炫赫與實惠，卻其樂無窮。他的這種心境實在是人類心靈的花朵，永遠在鄉村野外幽芳獨放，一塵不染，誘引着厭倦城市生活的人們。

莊子的第二個獨特之處在於，他是先秦諸子中唯一不對帝王說話而對我們這些平常人說話的人。當別人都在對着諸侯不甚耐煩的耳朵喋喋不休地說著如何如何「治人」的時候，莊子轉過身來，懇切而激動地告訴我們如何自救與解脫，如何在一片混亂中保持心靈的安寧與清凈，如何在醜惡世界中保持住內心的自尊自愛，不為時勢左右而無所適從，喪失本性，以及如何在「無逃乎天地之間」的險惡中「遊刃有餘」地養生，以盡天年。無疑，他是較為親切的。呂思勉《先秦學術概論》說莊子哲學「專在破執」，可謂一語道破，很多我們執著不放孜孜以求的所謂價值，到底對我們心靈有什麼好處呢？「破執」後來是佛教的特色，難怪《莊子》一書被後世的道教徒稱為《南華真經》而與佛教抗衡呢。

二

莊子也寂寞。他和名聲赫赫的孟軻是同時代人，並且兩人還有共同的朋友（比如梁惠王），但孟子的著作中沒有提到莊子，莊子也沒有提到孟子，可見他與世隔絕得多麼嚴重。我是常常為此感到遺憾的，老子與孔子據說是相見過的，並且有些牾，但這兩人都不善辯論，沒有留下太精彩的對話，一個樸拙深厚，長者風度，言簡意賅；一個彬彬有禮，溫良謙讓，立論中庸。兩個平和的人在一起，是不大能有趣味的。但莊子和孟子就不一樣了，若他倆能相見，一樣的傲慢與偏見，一樣的激情浩蕩，那該會出現什麼樣的結果？孟子是當時的辯論高手，這方面名滿天下，以「好辯」著稱；莊子呢？言語文章汪洋恣肆，一瀉千里。況且這兩人，一個執邏輯利器，無敵不摧，無堅不克；一個肆詩性智慧，浩浩蕩蕩，大氣包容。一人力距楊墨，一人終身剽剝孔子之道。這兩人若能相見，會在歷史的原野上戰成甚番氣候！會有多少好看的文章傳世！

哲學乃是智慧的對話或碰撞。當代兩位最了不起的哲學家卻如此隔膜，實在叫人費解。梁惠王被李贄貶諷，說其資質太差，我看真有這麼回事，不然，他何不知道引見孟庄兩位呢？

莊子一生中，唯一的朋友是惠施，這兩人中間有不少爭論。總的來說，惠施現實，講實證，恪守物我界限；莊子玄想，講悟性，力主物我貫通。因此，惠施諷刺說莊子的言論大而無當，所以為人所棄；莊子反唇相譏，說惠子被茅塞堵心，不知天外有天，固執無知。這兩人生前有猜疑，並不十分友好，惠子疑心莊子要搶他相位，莊子則刻薄地說惠子是視腐鼠為美餐的鷂鷹。但惠子死後，莊子卻十分悲傷，在惠子墓前唏噓難禁，以「郢人失質」為喻，痛吊這位老對手。因為除惠子外，再無人與他辯論闡發了。這也可見他當時的寂寞心境。

另外，如果不怕別人指我為偏激的話，我還認為，在先秦諸子中，就其著作所討論的範圍和深度而言，真能稱得上為哲學著作的，除了《老子》，也只有《莊子》了。試平心想一想，《孟子》中除了論「人性」的幾節有哲學意味外，其他的不都是談政治甚至政策嗎？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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