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遷：生存還是毀滅（1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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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面對着司馬遷，面對着這位「史界之造物主」（梁啟超語），我惶恐不能下筆已經很久了。漢代人物，在司馬遷之前我已寫了多位，我滿懷渴望卻又小心翼翼地走近司馬遷，待終於走到他的面前，面對他那迫人的光輝，我有一種無法睜眼的感覺。我感覺到他無比巨大的存在，卻無法把握他的一絲蹤影。於是，一個白天一個白天我在校園裡轉悠，一個夜晚一個夜晚我在書房中嘆息。我的紙上沒有寫出一個字。

現在，又是凌晨一點多了，萬籟俱寂。城市沉睡了。那受盡屈辱而傲岸光輝的靈魂，醒來吧！給我以教導！

我不知不覺地低聲吟誦出下面的文字：

生存還是毀滅，這是一個值得考慮的問題。默然忍受命運暴虐的毒箭，或是挺身反抗人世無涯的苦難，通過鬥爭把它們掃清，這兩種行為，哪一種更高貴……誰願意忍受人世的鞭撻和譏嘲、壓迫者的凌辱、傲慢者的冷眼、被輕蔑的愛情的慘痛、法律的遷延、官吏的橫暴和費盡辛勤所換來的小人的鄙視，要是他只要用一柄小小的刀子，就可以清算他自己的一生……

對了，這是朱生豪所譯的莎士比亞《哈姆萊特》中一段有名的台詞。這一段我在大學時光就倒背如流的台詞，在我的內心時時激起生命的激情。我不相信還有人譯莎翁比朱生豪更好了。現在，夜深人靜，我再一次被這段台詞所感動。而當我吟誦到「一柄小小的刀子」時，我的心頭一驚：太史公！你的那柄小小的刀子呢？！

我至今還記得第一次領略到太史公精神世界時的激動。那是在大學，也是夜深人靜，漫長而令人倦怠的暑假，同學們大部分都已回家。我獨自一人坐在赭山腳下被黝黑的山影樹蔭掩蓋住的教室里，一篇一篇地讀着項羽、屈原、賈誼、李廣，滑稽與龜策，遊俠與刺客……一夜，整整一夜，我沒有回宿舍，整整一夜，一邊拍案，一邊嘆息，時而熱血沸騰，時而熱淚盈眶。山深處不時傳來宿鳥夢中的怪叫，蝙蝠不時地從窗子飛進，掠過頭頂，扇起幾縷頭髮，又從另一邊窗子飛出。世界如此安靜，大樓有些陰森，但我感覺到了司馬遷的存在：他就在這兒，就在這靜夜裡，就在我身邊！我走到窗前，望着赭山山頂上的滿天星斗，太史公！哪一顆閃亮的星星是你？

二

直覺告訴我，司馬遷和一般史家大不相同。不要說和後來的那些頭腦冬烘滿紙道德廢話的史家不同，就是和孔子、左丘明也不相同。孔子的面孔太嚴肅了，他是歷史的審判者，歷史人物都是他的道德法庭的嫌疑人；左丘明的面孔太中庸了，他是歷史的書記官，為孔子的判辭作道德注釋。而司馬遷則似乎是與他筆下的人物同生死於時代，共掙扎於命運，他們一起歌哭悲笑，一起升沉榮辱。包世臣說：「史公之身，乃《史記》之身。」（《安吳四種》卷九）延伸一點說，《史記》中所傳的歷史人物之身，亦即史公之身；史公之身，與他筆下的人物同遭難，共受苦，同歡樂，共命運！

帶着這種直覺，我試圖尋找太史公與一般史家的區別。我想，在孔子傳統下的中國史家，大都是用他們頭腦中固有的價值觀念—主要是社會主流意識形態儒家的價值觀念來考據歷史，記錄歷史，評價歷史。史家必須兼具書記員和審判官的雙重職能。他們是把歷史當作這樣的對象來處理的：歷史是一個事實，但卻是一個已經「過去了」的事實；是一個經歷，但卻是人類「曾經有過」的經歷。它對我們的意義與價值，乃在於為我們提供一種道德案例。我們關注的乃是這些已經過去的事實中透析出的道德意義，而不是事實本身。這樣，作為對象的歷史，就被我們判為死亡的東西。事實上，也正因為它們是死亡的—或說已經終結、完成、結案，它們才具有道德案例的資格。從這個意義上說，歷史必須死亡，至少我們應該假定其死亡，或命令它死亡。因為這樣我們才能毫無後顧之憂地對歷史蓋棺論定。

已經死亡的歷史當然不具備讓我們關心的資格，「歷史是不能假設的」，歷史學家們常常這樣說。這話假如不是出自感慨，那就一定出自他們長期的史學訓練而練就的冷酷的心。面對歷史，我們常常如同面對一個蒂落的熟瓜，我們只是榨取它們，而不必牽掛它們；又如屍檢官面對一具屍體，只是解剖它，判定其死因，寫出屍檢報告，而不必對死者表示尊敬與哀輓。

我並不否定這樣做的意義，大多數歷史學家都是這樣做的。這樣做符合歷史事實—歷史確實已經過去了，消失在另一個時空了—也符合學術操作規範。

但司馬遷則異乎尋常地為我們展現了另一種對歷史對象的處理方式：他撫屍痛哭，為歷史招魂，讓歷史復活。他讓歷史的幽靈飛臨我們現實的天空，與我們共舞。他的歷史，是「活的歷史」（livingpast）。在司馬遷筆下，那些已經過去的人物永遠生動。生動者，有生命而靈動也。太史公筆底的「當下性」，讓這些人物永遠同讀者同在一個時空，一樣生龍活虎—甚至，正如前人已經指出的，太史公筆下的歷史人物栩栩如生，而一些活着的人卻死氣沉沉。他筆下的歷史比現實還生動。

孔子及其傳統下的史家，要在歷史中發現必然性，發現邏輯的力量及人類德性的力量；而司馬遷，他雖然也滿懷無奈與感喟地承認歷史的必然性並在其著作中對之加以勾隱索微，但他真正的興趣，則是關注着人類天賦中的自由精神、原始的生命激情、道德勇氣下的義無反顧的心靈；關注着歷史人物的血性、氣質、性情，以及那種衝決邏輯的意志力量。一個不相信不承認不尊重歷史必然性的史家，不是一個老實的、心智健全的史家；但僅有歷史必然性而沒有自由精神，僅有邏輯而沒有意志，僅有理性精神而沒有宗教崇高，匍匐在必然性法則之下而不能歌頌個體生命對必然性的抗爭，必不是一個偉大的史家。這種偉大的史家必具有一種無與倫比的悲劇精神，所以也往往是偉大的悲劇家。我們在古老的史詩中可以仰望到這樣的人物，像荷馬及荷馬史詩。那是一種怎樣的偉大呀！史與詩的結合，可不就是歷史必然性和個人自由意志的結合么？在史詩中，歷史必然性與個人自由意志的永恆衝突，不就是其作品內在張力與其無限魅力的來源么！

在中國，若要找出這樣的一個絕頂的人物，一個無師無友、無復依傍而卓然特立的人物，可不也只有一個太史公么！

三

有一個值得我們深思的問題：以「紹聖《春秋》」為使命的司馬遷怎麼會拋棄孔子既定的歷史紀年法，而改用紀傳體？左丘明就沒有這個膽量與見識，他對孔子亦步亦趨。我想，這決不僅僅是一個技術問題，而是觀念問題。拋棄紀年法，就是對所謂包含歷史必然性的「歷史進程」的蔑視，是對「事」的過程、「事」的整體有序性的放棄，對「人」的命運、「人」的生命歷程的重視。他對那冰冷的歷史巨輪投以輕蔑的一哂，然後他滿懷慈悲地去關心輪子下面的那些泣血的生靈：無論善惡，美醜，賢愚不肖，他們都被輪子碾過去了，死亡與苦難使他們重獲尊嚴，重獲被尊重的資格……

一切偉大的作家都是大慈大悲的，哪怕他表面上多麼冷酷無情—有時愈冷酷則愈深情：西方的荷馬、雨果、托爾斯泰……中國的司馬遷、杜甫、曹雪芹、魯迅……都是如此。讀《太史公書》，我們感受到的不是歷史的必然性，而是形形色色的人物的歌哭悲笑。《紅樓夢》是千紅一哭，萬艷同悲；《太史公書》亦是千人一哭，萬代同悲，一代一代的人物以及他們對歷史必然性的反抗，對自身命運的體認，構成了《史記》中最絢爛、最悲壯、最華麗、最哀婉的主色調。史學成了人學，必然性成了戲劇性，邏輯的鏈條崩解了，生命的熱血噴涌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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