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睜眼看世界」的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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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開放的新思想不僅像上一節所說，來自對自身歷史經驗的縱向比較，還來自與其他國家發展歷程的橫向比較。

華國鋒非常重視國外設備、技術和資金的引進，而且極力主張擴大和加快引進。在引進技術和物質層面的同時還倡導研究國外的經驗、效仿國外的先進事物。他「主張出去看看，開開眼界」。

1978年5月，華國鋒親自提議派谷牧為首的中國政府代表團訪問法國、瑞士、比利時、丹麥、聯邦德國，考察西方資本主義國家。6月30日，他在主持聽取谷牧的彙報時指出：「考察了這些國家，對我們有啟發。外國企業管理確實有好經驗值得借鑒。」「不看先進的東西，不比較，就容易驕傲自滿，固步自封，夜郎自大。」讓華國鋒痛心疾首的是：「這不是個別現象、局部現象，是帶普遍性的。這樣能加快速度？」「問題是我們的指導思想落後」，「我們是有個思想束縛，要加快建設，我們本身有個學習問題」，所以要求「思想再解放一點」。7月4日華國鋒在同時任中共中央黨校副校長、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的胡耀邦等領導人談話時再次指出：「現在有個問題，高幹思想跟不上，怎麼辦？多出國，多考察。」在討論如何實施1979年3月通過的《十年規劃綱要》時提出了了解其他國家的發展情況和尋找新的發展道路的要求。

鄧小平是一位在「文化大革命」的逆境中認真思考過去失敗的教訓和注意觀察世界發展動向的領導人。他在1977年12月就說過，「我們的潛力很大，加上認真學習外國經驗，在學習外國東西的基礎上加以創新，大家勁頭都來了。但是需要解決的問題還不少。」尋找新路的第一個努力，就是派出大量人員出國學習和出訪歐洲和亞太地區。

1978年6月23日，鄧小平在同教育部負責人談話時，提出了擴大增派留學生的意見。他說，「我贊成增大派留學生的數量，派出去主要學習自然科學。要成千上萬地派。」「這是五年內快見成效、提高我國科教水平的重要方法之一。」7月11日，教育部向中央提交了《關於加大選派留學生數量的報告》。12月26日，改革開放後的首批留學人員起程赴美國。從1978年到2000年的22年間，中國共有約35萬人出國留學。學成人員中約有70%回國服務。今天中國各方面的不少業務骨幹，都是改革開放以後出國留學學成歸國的。他們為我國經濟、文化和社會建設做出了重要貢獻。

在華國鋒、鄧小平等高層推動下，政府部門、高等院校、科研機構紛紛組團出國考察，從1977年末開始掀起了一次出國考察熱潮。

從1977年底開始，中央各部委和各省市派出的考察團有幾十個。其中最重要的考察團有：1977年12月末，由國家經委主任袁寶華和外貿部部長李強率領的國家經委代表團赴英國和法國考察企業管理；1978年3～4月，以中共上海市委書記、原國家計劃委員會副主任林乎加為團長的赴日經濟代表團，考察戰後日本經濟發展的經驗；以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常務副部長李一氓為團長，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於光遠、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副部長喬石為副團長的中共中央代表團訪問南斯拉夫；以國家計劃委員會副主任段云為組長的國家計委和外貿部考察團，對香港、澳門進行實地調查研究。5～6月，國務院副總理谷牧率領的中國經濟代表團訪問法國、瑞士、比利時、丹麥、西德等西歐五國。8～9月，國家經濟委員會組織訪日代表團，考察工業企業管理。各考察團回國後都寫出考察報告，並向中央政治局做彙報。

1978年更是中國領導人出國訪問的高峰，這一年有12位副總理、委員長以上的領導人先後20次訪問了51個國家，其中包括華國鋒出訪2次4個國家，鄧小平出訪4次8個國家。

這些參觀訪問對中國的領導幹部造成了很大的衝擊。通過出國考察訪問，長期在封閉環境中生活的領導幹部親眼見到中外之間在經濟發展上的巨大差距。例如，以谷牧為團長的赴西歐五國考察團報告說：西德一個年產5000萬噸褐煤的露天煤礦只用2000名工人，而中國生產相同數量的煤需要16萬工人，相差80倍；瑞士伯爾尼公司一個水力發電站，裝機容量2.5萬千瓦，職工只有12人；我國江西省江口水電站裝機2.6萬千瓦，職工卻有298人。法國馬賽索爾梅爾鋼廠年產350萬噸鋼只需7000工人，而中國武鋼年產鋼230萬噸，卻需要67000名工人；法國戴高樂機場，1分鐘起落一架飛機，每小時60架，而北京首都國際機場半小時起落一架，一小時起落兩架，還搞得手忙腳亂。代表團成員之一、時任廣東省副省長的王全國多年後提及這次出訪，仍激動不已，他說：「那一個多月的考察，讓我們大開眼界，思想豁然開朗，所見所聞震撼着每一個人的心，可以說我們很受刺激！閉關自守，總以為自己是世界強國，動不動就支援第三世界，總認為資本主義腐朽沒落，可走出國門一看，完全不是那麼回事，你中國屬於世界落後的那三分之二！」

長期在中共中央從事政策研究和擔任領導人秘書、時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的政治家、理論家鄧力群參加國家經濟委員會代表團訪日歸來，組織編寫了一份長篇的考察報告《訪日歸來的思索》。報告中寫道：「東京有個百貨公司，按品種、規格來說，經營50多萬種商品。我們王府井百貨公司是22000多種。」「馬克思主義認為，沒有產品的極大豐富，就不能實現按需分配。從日本的情況看來，這並不是可望不可即的。資本主義的日本，產品比我們豐富多了。」「我們是主張消滅三大差別的。但是，消滅三大差別，只有在社會主義生產力極大發展的情況下，才能真正實現。這決不是靠幾條行政命令可以奏效的。某些經濟比較發達的國家，儘管是資本主義國家，三大差別，特別是工農差別和城鄉差別，實際上是在逐漸縮小的。……人的道德品質，可以隨着生產力的發展，隨着產品的日益豐富，逐漸變得好起來。一個資本主義社會，自行車不上鎖，拍賣品不收起來，人與人之間很講禮貌，說明日本人民的道德水平提高了。……進步的社會制度和進步思想的教育作用，不能離開生產力發展的基礎。日本人民公共道德水平的提高，不是靠說教而是靠生產力的發展、生活的改善取得的。」

出國考察和中外對比造成的衝擊不僅限於經濟發展和經濟管理的範圍，並且涉及某些過去視為禁區的意識形態觀點和社會制度理念。

例如，鄧力群從日本經濟發展、精神狀態、社會秩序和人民道德的高水準，城鄉之間、工農之間、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之間的「三大差別」逐步縮小，看到共產主義和按需分配「並不是可望不可及的」，「我們的事業大有希望」。

鄧力群在《訪日歸來的思索》中提出，日本的確在不少方面有比我們先進的東西，我們必須把這些先進的東西拿來，使之「變成建設社會主義的工具」。為此，他專門寫了一節題為「價值規律和計劃性」的文字，對斯大林「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生產資料不是商品」、「價值規律和有計劃按比例規律互相排斥」等過去認為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的主張提出質疑，主張學習日本的做法，企業、部門和國家的計劃（「經濟指導計劃」）都要「以價值規律為前提，或者充分適應價值規律的要求」。從這時開始，直到1982年中期後其觀點有所變化，鄧力群都是主張中國實行商品經濟的重要人物。

在領導人出訪外國的記述中，國務院副總理王震訪問英國的故事膾炙人口。王震於1978年11月6日至17日出訪英國。當時駐英大使館經濟商務參贊於日參與了訪問的接待工作，他在《旅英十年——重新認識資本主義》一文中記述道：「有人問王震副總理對英國有什麼觀感，王出人意料地說了這麼一段話：『我看英國搞得不錯，物質極大豐富，三大差別基本消滅，社會公正，社會福利也受重視，如果加上共產黨執政，英國就是我們理想中的共產主義社會』。」

出國訪問使過去沒有多少機會了解西方世界實際情況的領導幹部開拓了眼界，給他們的思想帶來了巨大的衝擊。他們發現這些年因為耽於靠「以階級鬥爭為綱」和「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來鞏固政權和發展經濟，中國的生產力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已經大大落後於近鄰的市場經濟國家和地區。日本、新加坡、香港等都抓住了二戰後世界經濟和科學技術突飛猛進的機遇，實現了經濟騰飛。中國必須棄舊圖新，尋找新的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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