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 80年代末的大辯論、經濟動蕩和改革退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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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着價、稅、財配套改革的剎車，改革派內部關於改革的戰略和策略，以及在改革過程中如何處理經濟增長、宏觀經濟穩定和改革三者之間的關係的爭論也變得激烈起來。大致說來，當時提出了兩種很不相同的策略：一種是把國有企業承包放在改革的優先地位，同時用擴張性的宏觀經濟政策為企業營造寬鬆的經營環境和支持經濟的高速增長。另一種是把實現價格自由化和形成競爭性市場放在優先地位，以此為正在興起的非國有經濟（包括農民的家庭農場和城鎮的民營經濟）創造平等競爭的市場環境。為了給價格改革提供比較寬鬆的宏觀經濟環境，需要採取適度緊縮的貨幣政策，雖然這會放慢短期經濟增長速度。

持有第一種主張的經濟學家的主要論據是：

第一，價格改革只能為商品經濟發展創造適宜的環境，企業改革才真正涉及利益、責任和動力。

北京大學厲以寧教授說：「價格改革主要是為經濟改革創造一個適宜於商品經濟發展的環境，而所有制的改革或企業體制改革才真正涉及到利益、責任、刺激動力問題。」我國當前的經濟處於非均衡狀態。「在非均衡條件下，價格調節的作用是有限的，指望通過價格改革來理順經濟關係不具有現實性。唯一可以選擇的途徑是「繞過價格改革，先進行所有制改革」，用15年左右的時間實現所有制改革以後，再進行價格改革。厲以寧教授強調，他所說的「所有制改革」，並不是要改變國有企業的公有制性質，而是將「股份制」和「承包制」這兩種形式結合起來，通過「先包後股」、「先股後包」、「又股又包」或「只股不包」等辦法，把國有企業改造成為「真正自負盈虧的公有制企業」。

厲以寧教授還以為，在「非均衡」和企業仍不能自主經營和自負盈虧的情況下，價格是不可能放開的。他指出，在國有企業還不能自主經營和自負盈虧的情況下，「這樣的價格改革，只能是『比價回歸』，即比價調整以後不久又恢復到原來不合理的比價位置上，但是價格水平卻比以前上升了。這對於資源配置情況的改善是起不到什麼積極作用的。」第二，經濟體制和價格的「雙軌制」在經濟上和政治上都具有積極作用，不應急於改變。

華生、何家成等青年經濟學家論證說，「雙軌制」是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偉大創造，它提供了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價格改革，乃至整個改革的道路；「雙軌制」使中國經濟的運行機制發生改變，經濟系統的運行開始受到市場的約束，它在增加供給、搞活市場方面的積極作用正在發揮，沒有必要過早地加以改變，當前問題的癥結在於微觀經濟基礎（或稱「微觀經濟組織」），即企業需要重構。他們認為用推動多種所有製成分的發展去改造現有的國有經濟為主的財產關係有很大的弊病，因而推薦一種由經營者對國有企業的資產進行承包（「資產經營責任制」）的辦法來改革國有企業的財產制度。

具有很大決策影響力的國家體改委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的一份研究報告進一步從社會政治層面論證了「雙軌制」的作用。它寫道：「在雙軌經濟中有一種能夠用行政權力分配資源的機制存在。在一定條件下，這種憑證的貨幣化會向權力的貨幣化轉化，即分配憑證的權力，實際上是分配貨幣的權力，也就是說權力本身能夠用貨幣度量了。」「這種腐化行為在經濟上是非常合理的。只要憑證貨幣化的機制發揮作用，計劃所派生的權力又有所保留時，把對各種資源的分配權力當做一種資本來運用，就完全是一種非常自然的情況。」

第三，緊縮性財政貨幣政策不利於企業經營和經濟增長。

1985～1986年期間，中國曾經有過一輪治理通貨膨脹的過程，但是1986年經濟過熱剛剛降溫，又不斷有人以這樣或那樣的理由主張實行擴張性的宏觀經濟政策，政府從第二季度起開始重新大幅度放鬆信貸。1987年以後，甚至出現了「通貨膨脹有益無害」的理論，認為通貨膨脹、物價上漲是不可避免的，適度的、溫和的通貨膨脹不僅無害，還有利於經濟增長。因此，為穩定經濟而實行緊縮是不必要的，貨幣政策的第一要務是促使經濟增長速度上升。

事實上，政府的決策層也受到了這種主張的影響，在實際工作中「錯誤地以通貨膨脹無害論和有益論作為指導」。本來在1984年末和1985年初出現經濟過熱時，國務院領導是贊成採取緊縮性宏觀經濟政策抑制總需求膨脹的。但在1986年2月份出現了GDP零增長態勢以後，領導人就決定放鬆對銀行貸款的控制來支持經濟增長。因此，從1986年第二季度開始，貨幣供應迅速擴張。1984～1987年的四年間，國民生產總值年均增長11.6%。而固定資產投資年均增長26.3%，城鄉居民貨幣收入年均增長27.5%，市場貨幣流通量（M0）年均增長28.7%，以致1987年第四季度通貨膨脹進一步抬頭。

這種情況，自然引起了一部分學者的擔憂。甚至在決策層內部也有不同的意見。例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田紀雲在1988年1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就明確表達了對於「需求大大超過供給」、「物價漲勢猛而又控制不住」的擔憂，以及對於把推行企業承包製作為改革主要措施的保留態度。但黨政主要領導人受「通貨膨脹無害論」的影響，認為部分物價上漲不是總量問題，而只是由於農業生產的局部問題。於是，1988年的中央「一號文件」一改歷年以農業問題為主題的慣例，把重點放在對宏觀經濟形勢作出解釋上，強調1987年宏觀經濟情況良好，實現了有效益的增長，速度快而無通貨膨脹的危險。

雖然在政府內外都對第一種主張提出了不同意見，但是這時黨政主要領導人支持第一種主張的主意已定，聽不進反對的意見了。

在停止價、稅、財配套改革的同時，當時的黨政主要領導人趙紫陽放棄了建設競爭性市場體系的構想，轉而尋求一種將計劃（主要是通過產業政策體現的間接計劃）與市場結合起來的經濟模式。隨後，國家計劃委員會和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在1987年3～5月期間陸續上報了《計劃與市場關係座談會紀要》《關於改革計劃體制的十二條意見》和《計劃與市場結合的基本思路》等體制設計文件。這些文件指出：「在相當長的時期里，完善的生產資料市場難以形成，資金市場和其他市場更難以發育健全。在這種情況下，市場調節只能在一定範圍和一定程度內運行，不可能調動全社會的經濟活動。即使將來市場發育完善了，必要的計劃調節和國家干預也是不可少的。」據此，他們建議採取「計劃與市場滲透式結合的模式」，也就是國家計委研究機構的一些負責人在1986年該委召集的「全國宏觀經濟管理討論會」上提出的「國家調控市場、市場引導企業」或「國家掌握市場、市場引導企業」模式。

這一建議得到趙紫陽的首肯，決定在引入日本選擇性產業政策來調節市場的條件下，將「國家調節市場、市場引導企業」確定為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模式。

1987年10月中共中央在中共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所作的政治報告中寫道：社會主義有計劃的商品經濟的「運行機制，總體上來說應當是『國家調節市場，市場引導企業』的機制。國家運用經濟手段、法律手段和必要的行政手段，調節市場供求關係，創造適宜的經濟和社會環境，以此引導企業進行經營決策。」在這一「運行機制」中，計劃，主要是間接計劃居於主導地位，而市場則成為「政府管制下的市場」。

這樣，改革的目標模式，也從「有宏觀經濟管理的市場協調」（即科爾奈所說的IIB模式）退回到帶有濃厚統制經濟色彩的「間接的行政控制」（即科爾奈所說的IB模式）。

在前述第一種主張成為主流的情況下，持後一種觀點的人還是據理力爭。他們主張放慢增長速度，在創造比較寬鬆的宏觀經濟環境下，較快地進行價格改革和形成競爭性市場。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中國資深經濟學家薛暮橋、千家駒和美國經濟學家M.弗里德曼（MiltonFriedman）。

薛暮橋歷來對於採用擴張性的宏觀經濟政策（他用自己的表述方法，稱之為「國民收入超分配」）拉動經濟增長的辦法持反對態度；同時主張儘快實現價格改革，使市場機制能夠發揮作用。他一再指出：「1986年和1987年零售物價指數表面上看上漲不算高，僅為6%和7%，其實，這是假象。在我國當時，物價處於半管半放狀態，物價上漲的威脅加重了，就用行政限價來對付，過量貨幣大部分不能由物價上漲沖銷，成為『隱蔽性的通貨膨脹』，並導致物價體系新的扭曲。短缺的能源和原材料的計劃價格被限制住了，而議價部分則價格猛漲，利用價格混亂從流通中轉手倒賣牟取暴利的『官倒』、『私倒』盛行，擾亂市場秩序」，主張採用「管住貨幣、放開價格」的辦法先用一段時間緊縮總需求，然後逐步做到把大部分價格放開，使市場發揮作用，「讓價值規律自發調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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