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9月,高雄的暑氣還黏在空氣里,像一層洗不掉的油汗。
墨海貿易行的二樓辦公室里,老式吊扇不緊不慢地轉動,扇葉的影子在深色地板上投出交錯的弧線。林默涵——此刻的沈墨——坐在辦公桌後,金絲眼鏡反射着窗外的天光。他手裡拿着一份海關清關單,目光卻落在單子邊緣用鉛筆輕輕標記的三個點上。
三個點,等距排列,像省略號,又像某種信號。
這是「老漁夫」的警示標記,意思是「有尾巴,小心行事」。
林默涵放下清關單,起身走到窗邊。窗外是高雄港的繁忙景象,起重機像巨人的手臂,從貨輪上吊起一捆捆甘蔗,空氣中飄着糖廠特有的甜膩氣味。碼頭上人來人往,有搬運工赤着上身扛貨,有商人打着洋傘談生意,還有幾個穿着灰色中山裝、戴着鴨舌帽的人,看似隨意地站着,但他們的視線總是不自覺地掃向貿易行的方向。
軍情局的人。或者說,魏正宏的人。
林默涵數了數,四個。其中一個蹲在對麵茶攤喝茶,但茶碗端了二十分鐘還沒放下;另一個假裝看報紙,報紙卻是倒着的;剩下兩個在碼頭邊抽煙,煙灰積了老長一截也沒彈掉。
生手。林默涵在心裏下了判斷。如果是老手,不會犯這種低級錯誤。但生手有生手的麻煩——他們急於表現,反而更可能做出不計後果的事。
「沈先生。」陳明月推門進來,手裡端着一杯茶。她今天穿了件淺藍色的旗袍,頭髮在腦後鬆鬆挽了個髻,插着一支普通的銅簪——但簪頭的梅花紋樣,是特製的,旋開簪身,裏面能藏一卷微縮膠捲。
「明月,」林默涵接過茶,用杯蓋輕輕撇了撇浮沫,「樓下那幾個客人,來了多久了?」
「快半小時了。」陳明月走到窗邊,順着他的視線往下看,神色如常,「說是海關新來的稽查員,來查上個月的糖漿出口手續。但阿福說,他們連單據都沒認真看,就在倉庫里轉悠。」
阿福是貿易行的夥計,二十齣頭的小夥子,手腳麻利,嘴巴也甜。更重要的是,他是「自己人」——三個月前,林默涵在碼頭救了他被人追債的老父親,小夥子就死心塌地跟着他了。雖然不知道老闆的真實身份,但能感覺到老闆做的事不一般,也就格外上心。
「讓他們查。」林默涵喝了口茶,鐵觀音的香氣在舌尖散開,稍稍驅散了心裏的燥意,「手續都齊全,倉庫里也乾淨。你去陪着,態度熱情點,但別太主動。」
「明白。」陳明月點頭,正要離開,又停下腳步,聲音低了些,「老趙那邊……有消息嗎?」
老趙是高雄地下黨的負責人,也是林默涵在台灣的直線上級。上周突然失聯,按計劃該交接的「颱風計劃」初步部署圖,遲遲沒有送來。
林默涵搖頭:「沒有。你下午去一趟愛河邊的裁縫鋪,看看老趙訂做的那件長衫好了沒有。如果好了,就把衣裳取回來,說沈先生很滿意,尾款已經付清了。」
這是暗語。長衫代表情報,取衣裳代表接應,尾款付清代表情況緊急,需要立刻行動。
陳明月會意,手指不自覺地摸了摸髮髻上的銅簪。這個動作很細微,但林默涵注意到了——每當緊張時,她就會做這個小動作。
「別擔心,」他說,聲音很平靜,「就算老趙出事,我們也有備用方案。」
「我知道。」陳明月抬起頭,看着他。窗外的光落在她臉上,讓她的眼睛顯得格外明亮,「我只是……有點想家了。」
這個「家」,指的不是高雄鹽埕區的這間公寓,也不是他們在福建晉江那個虛構的祖宅。而是海峽對岸,那個她只在夢裡見過的地方。
林默涵沒有說話。他知道陳明月的丈夫三年前犧牲在上海,她帶着三歲的兒子來到台灣,以「沈太太」的身份做掩護。每次夜深人靜,他都能聽見隔壁房間傳來壓抑的哭聲,還有她低聲哼唱的搖籃曲——那是她兒子最喜歡的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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