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跳傘塔回報社的路上,我一直放不下心這件事。這個日記本的主人,到底在這個城市的哪一個角落呢?他是否還記得這本日記本呢?
在報社編前會上,我重點報了這個選題。分管領導很感興趣,說這個稿子按照頭條來操作。「我相信你,你應該打開日記本看看,看有啥線索沒有。」
我說好。按照領導的安排,我聽完錄音,整理了採訪記錄的材料,寫了一篇三千字的稿子。我在稿子的最後寫到,如果李軍本人看到或者有認識李軍的人看到,希望能聯繫我們報社。
第二天,東川報社報紙頭版頭條就是我寫的尋找日記本主人這篇報道。標題是:《患癌老人守諾保留日記本30年主人李軍身在何處?》。
我以為新聞見報後很快就有讀者來消息,但等了一整天,值班的同事沒有回復我。打電話詢問,仍然沒讀者反饋。等了幾天,這篇稿子像石沉大海一般。
等候期間,保留日記本的老年人給我打過一次電話。他問:「劉記者,報道我看到了,寫得很好。很感謝。請問有沒有李軍的消息呢?」
自然是沒有消息。我很抱歉,說正在下鄉,等我回到報社了問問。如果有消息,第一時間聯繫他。老年人有些失望,但安慰我說:「也很正常,這都三十年了,生活有各種可能。也可能李軍人都不在中國。」
我又給他講了我們報紙的發行量,以及現在網絡的發達情況,說也可能傳播的速度有限,真正後續深入傳播還需要一個過程。他有所寬心,說:「希望吧,希望在我剩下的日子裏,能有李軍的消息。」
之後好幾天,我漸漸忘記了這事。
大概一個星期後,我接到一個陌生電話。
電話是一個男的打過來的,他說是老年人的兒子。「我父親就是那個給你打電話找日記本的主人的老頭。」他自報家門,嗓門兒大,如果當面說話,一定會誤解他在和你吵架。
他是受老年人委託,來問尋找李軍的事情進展的。聽我說沒有消息之後,沒再多說一句話就要掛電話。我連忙追問他父親身體怎麼樣了。
「還耗着呢,吐了幾次血,前兩天又進了醫院。」他加了一句話後,「啪」地掛了電話。
此後沒幾天,我又接到老年人一次電話。電話那頭,他說話已經很吃力了,斷斷續續地說了幾句話,大意還是詢問李軍的情況。
我說:「還在儘力找。有進展會第一時間告訴您。」他「哎」地嘆氣,說:「我真怕這幾天我就死了。」
距離那篇報道見報兩個星期時,我和幾個開發商朋友吃飯,領導給我發了一條微信,說日記本這事有新消息了,速回報社。
做記者就是這樣,一個命令下來,什麼私事就得放下來。我打車回到報社,領導高興地說,有個自稱是李軍家屬的人打來電話,希望半個小時後能和記者通電話。
我剛準備好錄音筆採訪本,簡單羅列了一下採訪提綱,桌上的座機響了。
電話是從加拿大打過來的。打電話的是一個女孩,電話里聽聲音,她年紀應該不大,二十歲左右吧。根據聲音判斷這個人的年齡、閱歷,是一個記者基本的技能。
女該普通話不標準,說:「請問您是劉記者么?我是李鯨,就是日記本那篇報道里李軍的女兒,我現在在加拿大,是通過網絡看到這篇報道的。希望記者老師您能向那個老爺爺說聲感謝,我過段時間會回到東川來,一定當面謝謝他。」
「日記本」這三個字,她甚至說錯了,重複了好幾次。這也可以理解,外國人發「ri」這個音,沒有幾個能發得準的。
我還說能根據採訪提綱電話採訪一下她呢,但李鯨說了這幾句話後,就借口有事掛了電話。
眼看着馬上能詳細了解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卻還是落空了。
一旁的領導正在準備報社半年表彰大會,等我接完電話,朝我笑笑,問是不是又能寫半個版。我搖搖頭,給領導說要去將這個消息告訴老年人。這也是一個成熟記者採訪核實的常規做法。
到醫院後,找了一圈沒找到老年人。護士說老年人前幾天已經回家了。我又聯繫老年人的兒子,他在電話里說:「你來我家吧。」他告訴了我他的家庭住址。
老年人住的地方,在城北郊區。距離部隊醫院打車還得好幾十元。下車後,走一條巷子後才進小區。乘坐電梯到達樓層後,一出電梯,樓道里一股陰森的感覺。
循着門牌號,敲門。貓眼裡有人晃過。
開門的男子看上去四十多歲,平頭,臉盤微胖,高鼻樑,圓目。他和他的父親很像。「進來吧,您是劉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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