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現璠

黃現璠

黃現璠，1899年11月13日出生在廣西扶綏縣渠舊鎮三合村（原扶南縣熙良鄉）一戶壯族貧農家庭。在短時間內完成小學、中學的學業後，1926年8月，考入北京師範大學預科。兩年預科學習期間，他如飢似渴地閱讀了大量文史哲書籍。其中尤對顧炎武所著《日知錄》愛不釋手，對全祖望的《鮚奇亭集》也情有獨鍾，兩書所表現出的崇高民族氣節，使他感染至深，立志治中。

1928年8月，考入北師大史學系本科，師從名史家陳垣、鄧之誠等。陳、鄧兩師向以治學嚴謹、教學甚嚴著稱。他從陳垣老師所開講的「清代學者的治學方法」一課中，學會了基本的治史方法，即尋求史源，比對史書，先明史料取捨，再加考據，以求真偽。這一方法，對他後來治史可謂受用無窮。鄧之誠老師對學生要求極嚴，課後作業一定要求學生用毛筆端正書寫呈批。由於堅持不懈，久而久之，黃現璠就習慣於用毛筆撰述。他如今留存於家中的《中國通史講稿》、《日本傳入中國文化史講稿》、《隋唐五代史講稿》以及《中國封建社會史》、《中國文化史》、《中國殷代社會史》、《日知雜錄》、《學術文鈔》等存稿，每冊厚厚一大本，均是毛筆手寫之作。由於他博覽群書，好作筆錄，勤于思考，在北師大本科畢業前，就在《社會雜誌》上先後發表了《元代之農民生活》、《元代之奴隸生活》兩篇學術論文，並與同學合作出版了一部30餘萬字的史學專著《中國通史綱要》上冊。

北師大本科畢業後，因學有所成，免試升入北師大研究所讀研究生，並應北師大所聘請，任研究所纂輯員及北師大教育研究會助理幹事，以維生計。研究生攻讀期間，他在研究所名譽導師陳垣和主任導師錢玄同的嚴格指導下，專研考證學和說文音韻，以致文史基礎知識更為精深。陳垣老師開設的「史源學實習」課程，頗具教學效果，他常以一種史學名著為底本，例如錢大昕的《二十二史考異》，要求學生手抄原文，自行標點斷句，一一追尋史料來源，逐條考證其訛誤，以練習學生的讀史能力。並鼓勵學生自己動手查書，尋找史料，作文章，然後再由陳老師主持課堂討論仔細批改學生每次的考證原稿，在作業上寫有眉批、總批等，指出學生的錯漏、誤考等方面的不足以及進步。經過這樣嚴格而系統的訓練，大大提高了查書、考證、寫作等方面的能力。此期間除發表了數篇學術論文外，還編著出版《高中外國史》兩冊以及翻譯出版了《元代農民之生活》一書，北師大校長兼研究所所長李蒸親為此書題名，以示表彰鼓勵。

研究撰述工作之餘，他還勤於向在北師大任職兼教的學界名家黎錦熙、陶希聖、朱希祖等人求教，於古文字學、訓詁學等國學知識方面受教良多。1934年7月，黃現璠與同學劉鏞合著《中國通史綱要》上、中、下3冊完成出版，成百萬餘字，鄧之誠教授親撰序文，讚譽有加。1935年8月，研究生畢業，同年秋，考取日本東京帝國大學研究院（現東京大學大學院），1936年1月赴日留學。在日本漢學權威和田清與加藤繁兩位教授門下當研究生。同年9月，經申請獲得廣西省政府留學公費，考入研究院攻讀碩士學位。留日期間，除發表數篇史學論文及由商務印書館出版《唐代社會概略》、《宋代太學生救國運動》兩部史學專著外，研究之餘，常拜訪郭沫若先生，一道探討中國古代社會問題。1937年「七七事變」後，毅然放棄學位攻讀，返回故鄉廣西，終身從事教育。

黃現璠治史，注重「經世致用」，特彆強調史學研究的時代性，這從他求學時代發表的史學論文中可見一斑。1933年7月，他在《師大月刊》第五期上發表《最近三十年中等學校中國歷史教科書之調查及批評》一文，文中明確指出：「時代環境不同，人類需要亦異，古人戰爭用戈矛，今人戰爭用飛機，此時代變遷也。歷史學科甚至一切學問，亦莫不隨時勢之需要，而為時代之產物。我國具有數千年之歷史，在此悠長的歷史過程中，尤其是自歐人東來後，一切文物制度，形式上，或本質上，變化諸多。歷史作家，自當具有嚴密的觀察、進化的觀念，以敘述之，方得其真實性，而合時勢之需要。」在歷史研究必須具備時代性的史觀上，他進一步指明了歷史的特別目的和效用，「尤宜以國家為前提，不該隨便斷定，致失其特別使命。蓋國於天地，無論為富強、為資本、為共產、莫不有特別的歷史目的。換言之，即歷史的特別目的和效用，實以國家或時代不同，而異其趣，固不斤斤於一道。」基於這樣的主張，結合30年代列強橫行，日寇稱霸，中國任人宰割，國勢衰敗的歷史背景，他又指出：「例如中國今日，受列強侵略，日本欺負，歷史作家，應如何記載過去，使人明白現在，發奮圖強，以達救國救民之願望，始能合現代中國歷史的主要目的和效用。」

他的史學觀具有強烈的時代性特徵。針對當時「我國史學停滯不前，發生於世界最早之我國史學，反不能與外國並駕齊驅」的現狀，他指出原因出自「我國史家多囿於狹隘的見解和守舊精神」。黃現璠史學思想中的時代性與他強烈的愛國精神是密切相連的，換言之，他的經世史觀，是以時代性與愛國精神為統一體和出發點，這一史觀充分反映在他的史學論著中。

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他立即尋找史料，着手研究東北問題。翌年秋即在《進展月刊》第一卷第八期上發表論文《東北之歷史考察》，文中引經據典，旁徵博引，從史料上論證了東北自古就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批駁了某些日本學者對滿洲歷史的任意歪曲，以使民眾了解東北歷史的來龍去脈，堅定守疆衞國的信念。

1935年，日寇企圖侵佔全中國的野心日益昭人若揭。他有感於北平大學生對國事無動於衷，寫下了《宋代太學生之政治運動》一文，翌年在此文修改、補充的基礎上又出版《宋代太學生救國運動》（商務印書館印行）一書。

1941年5月抗戰期間，黃現璠與雷沛鴻、薩孟武、董謂川、歐陽予倩、焦菊隱等文化學術界人士一道擔任《國防周報》編輯委員，他在「漢族對外抗戰史」專欄中發表了一系列抗日文章。

1976年中蘇邊境爭端頻發，黃現璠請先師鄧之誠之子鄧瑞幫助搜尋有關內蒙古、新疆、黑龍江方面的史料，由鄧瑞提供史料，他動筆撰文，兩人合著完成《漢族的形成》一書初稿，分送中央民院、國家文物局等有關單位。書中運用大量的史籍，充分論證了「黑龍江以北地區，原為我國人民開發的領土」，「新疆自漢以來就是我國的領土」等問題，在理論上指明了中蘇領土爭端問題實屬蘇方的無事生非和橫蠻無理。

1981年他又與鄧瑞合撰發表了《內蒙古自秦漢以來就是中國的領土》（載《廣西師範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1年第2期），再次論證了祖國邊疆領土的歷史形成問題，並從客觀歷史事務出發，強調國家領土主權完整的重要性鮮明的時代性與強烈的愛國精神合二為一，構成黃現璠經世史觀的整體，成為他從事史學論述始終如一的主旋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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