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淵明：南山種豆（1 / 3）

一

「元康之英」過後，有作為的便是東晉末年劉宋初年的陶淵明和謝靈運了。陶是「古今隱逸詩人之宗」，田園詩的開山；謝是「元嘉之雄」，山水詩的鼻祖。他們是試圖從體制中解脫自己的一代。由漢末黨錮、《古詩十九首》到建安、正始以迄太康，痛苦得太久了，而且他們的實踐幾乎都證明着這一點：要想在實際的政治生活有所作為，實現自己的人生價值，是近乎徒勞的，甚至，「僅免刑」也難得，往往倒是「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晉書·阮籍傳》）。從漢末至西晉，除了短暫的建安時期外，知識分子走的是一條為保命而不斷退卻的路。他們放棄了道德，放棄了正義，放棄了良心，最後甚至放棄了是非判斷力，放棄了現實感受力（如果還有感受力就往死里喝酒以求麻木），他們僅想退守活命的一隅，把自己變成沒腦子、沒心肝，只有高度發達的腸胃和過分亢奮的性器（如果不亢奮就猛吃春藥）的豬玀。但豬玀就更是屠殺的對象了，而且還被殺得毫無尊嚴與價值。太康的作家們雖然不像黨錮、不像正始作家那樣在政治生活中堅持正義感與道德感，卻也不免於在忽左忽右變化莫測的政治陷阱中紛紛滅頂。沒有正義的政治當然也就沒有穩定，沒有穩定的政治當然會使人的命運難以逆料。建功立業的希望破滅了，而官場，以其骯髒險惡倒着實教育了他們，於是他們不再像左思那樣熱衷於仕進了。「密網裁而魚駭，宏羅制而鳥驚。彼達人之善覺，乃逃祿而歸耕。」（陶淵明《感士不遇賦》）他們恍然大悟，終於「鳥倦飛而知還」（陶淵明《歸去來兮辭》），掉轉頭去，向自然尋求了。陶淵明找到了樸實寧靜充滿人間溫情的田園，謝靈運則縱情於清新神奇一塵不染的山水。這是一種逃避，一種遠遁，同時也是一種對現實叛變的姿態，他們的行為反證着現實的黑暗。

這裏固然有逃避倫理責任的味道，我們也盡可以批評他們把世界及世界上可憐的百姓毫不憐憫地拱手給暴君亂臣而獨善其身，但孤單的個人在那個時代實際上也只有這一條路。他們不能改變社會的骯髒與險惡，但他們以自己的行為標示出一片潔凈與寧和；他們不能反抗普遍存在且不可動搖的專制與黑暗，但他們在山水田園中保持了自己的自由的個性。這種潔凈，這種自由個性，不絕如縷地為中華民族提供理想生活的範式，從而使人知道在「踐踏人，侮辱人，不把人當人」（馬克思語）的專制之外，還有別樣的生活，從而帶着希望去反抗現實，追求未來。這就是他們的價值之所在。

二

朱熹曾經說：「晉宋人物，雖曰尚清高，然個個要官職。這邊一面清談，那邊一面招權納貨。陶淵明真箇是能不要，此所以高於晉宋人物。」實際上，在我們的文化傳統中（不僅是道家，甚至是儒家），都給予潔身自好、隱遁避世以極崇高的文化褒獎，把這種行為看作是個人修養的最高境界。既有這樣的文化大勳章懸掛在那裡作誘惑，便少不了有人要假惺惺地去做隱士，來領這枚勳章。而領到了這枚勳章，又如同獲得了特別通行證，餘下的關節便可一一打通。所以，隱逸，更多的是一種手段，以這種手段求名求利，甚至最後來了個邏輯上的自相矛盾：求官—這就是所謂的「終南捷徑」。這種文化怪胎的邏輯思路是這樣的：因為他不願為官而隱居，所以他德行高尚；因為他有了這樣高尚的德行，所以他應該為官，甚至為大官。所以，在中國，歷代都有隱士，同時，歷代朝廷又都去山中徵招隱士，隱士與朝廷共同上演這樣一出文化喜劇與鬧劇。

正是在這樣的文化背景下，我們來認識陶淵明及其行為的意義。與眾不同的是，在他那裡，隱居不是一種手段，而是一種生活方式，他喜歡這種生活方式，隱居本身即是最後之目的。雖然後世人都把陶淵明看作隱士，比如鍾嶸就稱他為「古今隱逸詩人之宗」，但他自己，卻沒有把自己當作隱士，他只是在按照自己喜歡的方式「生活」而已。你看他說的話：「結廬在人境」，不是隱居，而是「結廬」；「昔欲居南村，非為卜其宅。聞多素心人，樂與數晨夕」，不是故作姿態欲作名士，不是為了要彰示自己的道德化的生活，並以此與社會對立，而是「欲居」，要與那些素心人生活在一起，過一種平平淡淡的日常生活（數晨夕）。結廬也好，居家也罷，他是在尋找一安身之所，這一安身之所不在高山之上，崖穴之下，不是那種遠離人世的高人姿態，而是在「人境」，在「南村」做一個普普通通泯然眾人的人，有「鄰曲時時來」，「而無車馬喧」。他從官場上「歸去來兮」，是歸來了，回到自己的老家宅院，他不是在尋找一種姿態，而是在回歸一種生活，回歸自己喜歡的那種生活方式：

引壺觴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顏。倚南窗以寄傲，審容膝之易安。園日涉以成趣，門雖設而常關。策扶老以流憩，時矯首而遐觀。雲無心以出岫，鳥倦飛而知還。景翳翳以將入，扶孤松而盤桓。歸去來兮，請息交以絕游。世與我而相違，復駕言兮焉求？悅親戚之情話，樂琴書以消憂。農人告余以春及，將有事於西疇。或命巾車，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尋壑，亦崎嶇而經丘。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善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已矣乎！寓形宇內復幾時，曷不委心任去留？（《歸去來兮辭》）

全篇洋溢着欣喜之情。這是快樂的生活，是平常的生活，而不是什麼有故意的寓意的生活，有道德負載的生活。生活就是生活呵，每天就這麼快快活活輕輕鬆鬆呵，心裏哪有那麼多的仇恨與決絕？哪有那麼多的牽掛與糾纏？天地給我以「生」，我便輕鬆地「活」。萬物得時，我亦得生，但時易逝生將休，寓形宇內有幾時？為什麼不好好享受當下？

當然，他講到了「世與我違」，講到了「息交絕遊」，還講到了「吾生行休」。但這顯然不能僅僅看作是陶淵明對他那個時代及人物的失望與決絕。因為，什麼樣的時世才不與「我」相違？有多少「交遊」真正知心？這是人生荒誕的一般事實，有這種荒涼感的，豈止晉末宋初的陶淵明？所以，把這些看成是陶淵明對自己的時代的反抗與失望，還不如這樣來認識：陶淵明從自己的體驗出發，從自己的時代出發，發現了人生荒謬的基本事實，從而超絕而去。不再沉淪於人生的悲劇本質，而是盡量享受人生的樂趣：天倫之樂，田園之趣，出遊之快，對了，還有悟透人生之後，心靈的寧靜。

再看他的詩：

孟夏草木長，繞屋樹扶疏。眾鳥欣有托，吾亦愛吾廬。

既耕亦已種，時還讀我書。窮巷隔深轍，頗回故人車。

歡然酌春酒，摘我園中蔬。微雨從東來，好風與之俱。

泛覽《周王傳》，流觀《山海圖》。俯仰終宇宙，不樂復如何！

（《讀山海經》）

讀了這樣的詩，如果我們還不能傾慕他的那種生活，必是弱智或有心靈上的疾患。我們看到，他不是生活在崇高的道德境界中，以自苦為極，他是生活在閑適的藝術境界中，以自樂為美。他確實不是一般意義上的隱士，我看古人或聽今人說他是隱士，感覺怪怪的。我們真的誤會他了，我們自以為拔高了他其實是貶低了他，貶低了他的境界。我們想讓他可敬卻損害了他的可親可愛。一般而言，隱士是使生活道德化，而陶淵明卻努力使自己的生活藝術化。道德化的生活指向崇高，藝術化的生活指向美與和諧；道德化的生活指向無，是一種否定式的生活，而藝術化的生活指向有，是一種肯定式的生活。我們看陶淵明的生活：人有屋廬，鳥有樹枝，人歡鳥欣，酒香蔬美。又，道德化的生活指向「敬」與「怒」，藝術化的生活指向「愛」與「樂」：陶淵明豈止愛這八九間的草廬，他愛他觸目所見的一切，他豈止聽到了鳥的啁啾，他甚至一邊讀書，一邊聽到了他耕種過的地方莊稼萌葉拔節的聲音。有春酒，有園蔬，微風來，好雨俱，而《周王傳》《山海圖》又把靈魂帶到那遙遠而神奇的地方，讓他做一回美妙的精神之旅，不樂復何如！

他一連用了「欣」「愛」「歡」「樂」這樣明白無誤的詞，來表達他從內心中情不自禁地湧現出來的愉快。他不僅屏絕道德說教，「既耕亦已種」—生活中功利的一面也一筆帶過，現在他要在這鳥鳴成韻綠蔭覆蓋的北窗之下讀書了，而他的讀書，也是他一貫的方式：泛覽，流觀，心無芥蒂，不求甚解，每有會意，便欣然忘食。好在，他還沒有忘記作詩，為我們留下這千古一快！

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誤落塵網中，一去三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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