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籍與嵇康：誰的去處好（1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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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王業須良輔，建功俟英雄。

元凱康哉美，多士頌聲隆。

陰陽有錯舛，日月不常融。

天時有否泰，人事多盈沖。

園綺遁南嶽，伯陽隱西戎。

保身念道真，寵耀焉足崇。

人誰不善始，鮮能克厥終。

休哉上世士，萬載垂清風。

這是阮籍《詠懷詩》之四十二首。前四句宛然建安時代，俊才雲蒸，英雄雲集，可謂一時之盛。「陰陽」以下四句則百花凋殘，一派蕭瑟，給人以「溪雲初起日沉閣，山雨欲來風滿樓」之感：陰陽舛錯，天時否泰，人事盈沖，變故在須臾。曹魏政權由於明帝曹睿臨死詔命八歲的齊王曹芳繼位，而以曹爽與司馬懿夾輔幼主，導致曹魏政權的急驟衰落。正始十年正月，司馬懿發動高平陵之變，從而使大權落入中國歷史上最殘忍的家族之手。曇花一現的建安時代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正始時代。上古名臣「八元」、「八凱」式的「建安烈士」不見了，代之而起的是商山四皓與老聃一類的隱士，保身念道服藥飲酒佯狂避世的正始名士與竹林名士。

正始名士的代表人物是何晏和王弼，竹林名士的代表人物是阮籍和嵇康。他們也代表了當時的知識分子。《晉書》阮籍本傳載：

籍本有濟世志，屬魏晉之際，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與世事，遂酣飲為常。

現實逼得他們不能再像他們父輩那樣（阮籍就是建安七子之一的阮瑀的兒子），有很大的抱負，而只是喝酒彈琴談玄，打發無聊時光。概括地講，正始時期與建安時期相比，不同之處有以下幾點：

第一，統治上層矛盾激化，分裂為勢不兩立的兩大派，政治權力之爭演變為最極端的對對方肉體的消滅。偏偏是握有實權的一方（司馬氏家族）最殘忍、黑暗與無道，文人們保曹無術又不願依附司馬氏，從而在政治上無所憑依，失去了「建安七子」曾經有過的那種友朋式的政治後台。同時，統治上層對外建功立業的抱負也為對內爭權奪利所取代而消解，他們不再具有曹操那樣的對天下的責任心，而只關注自身的政治地位與權力之爭，這也必然導致文人的精神因無所着落而漸趨頹喪。

第二，哲學上探討的焦點由宇宙構成論轉向宇宙本體論，董仲舒綜合陰陽家學術而成的陰陽五行構成論大受冷淡，玄談宇宙本體的風氣興隆。這種玄談，和高壓政治結合，便流為清談，並以清談代替了建安作家的實際抱負和政治批評、社會批評。比如阮籍，就只是「發言玄遠」而「口不論人過」。唯一敢於「非湯武而薄周孔」，借歷史批評來進行社會政治影射式批評的嵇康，被棄身東市，表明在那時代，時政批評已成為禁區。

第三，由此，正始文人已由建安文人的哀社會民生之多艱，而變為哀個人人生之多艱。

哀社會的建安作家致力於社會改造，要重整乾坤，有廓清天下之志，要建立的是事功，事功是涉他性的。哀人生的正始作家則沉湎於人生的哲學思考，有退避山林或求仙之想，要躲避的是政治，山林與神仙乃是自涉性的。

建安作家的涉他性社會之憂，是外向的，故慷慨激昂，哀感流涕，歸於一個「志」字，「志」則「志深筆長」，顯示出來的是凌霜愈堅的風骨，是陽剛之美；正始作家的自涉性人生之憂，是內向的，一詠三嘆，咀嚼回味，歸於一個「思」字，「思」則「思心徘徊」，顯示出來的是秋風蕭瑟中的寒冷與怨悱，呈陰柔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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