晁錯：多情卻被無情惱（1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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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最近，我讀了一本很好的書，叫《道德的人與不道德的社會》，美國基督教思想家萊因霍爾德·尼布爾（ReinholdNiebuhr）著。幾年前，我就意識到，人到了一定年齡，所讀的書往往是與自己思想一致想法相近的。就如同在尋找同志或同趣，又像在叩寂寞而求音，聆聽遠方的呼喚，尋找思想的印證。當然，我對這種讀書方式還保持着足夠的警惕，免得它把我帶向一隅而不知回頭。但當這本書的書名在書店排擠累疊的縫隙中跳入我的眼帘時，我眼前一亮。不，是心裏一亮。「道德的人與不道德的社會」，一下子，我多年的繁複感受如此清晰，歷史與現實的重重色相在這裏簡單成了一句話，如同魯迅在字縫中看出「吃人」，我也看到了……

在這本書中，尼布爾說：「愛國主義情感在現代人心靈中達到了一種如此絕對的效力，以至於國家能夠任意使用個人忠誠所賦予的權力達到任何目的。」這「任何目的」，據我的觀察，還包括國家剝奪忠心耿耿的個人的自由、尊嚴，甚至生命。尼布爾關心得較多的是國家與國家、民族與民族之間的自私相損，而我則更關心國家對個人的不公正—國家常常利用個人的忠誠，又轉過來損害個人的利益。尼布爾還說：「民族所具有的非常敏感的『榮譽』感，總是能用其公民的鮮血來滿足的。」我在旁邊注道：民族和國家所特別需要的「忠誠」、「效力」、「奉獻」等等，也往往需要用其公民的鮮血來滿足，而在中國古代歷史上，又總是能用公民的鮮血來滿足。公民不應也不能計較個人的得失。

還要交待一下的是，我在讀尼布爾的同時，還在讀中國古代的史籍。手頭放着《史記》和《漢書》，眼睛盯着漢代的一個人物：晁錯。在這樣的情形之下，我產生一些讓中庸而愛國的中國人覺得偏激的念頭，並與洋人尼布爾產生一些共鳴，想必是能得到諒解的。

二

下面我就來談談晁錯。

在漢初，賈誼和晁錯可以說是一對難兄難弟。兩人都是河南人，一是洛陽，一是潁川；年歲相等，都生於公元前200年；當然，更重要的是，他倆天才相近，遭遇相似。就他們與自己所要做的事而言，可以說是賈誼不宜，晁錯真錯。

一般來說，要干成一件事，一件正當的、又非干不可的事，不僅需要決心與正義感，而且還要注意兩點：一要時機合適，二要手段得當。賈誼與晁錯都要干那削藩的大事，這確是一件順應歷史的大事，但賈誼是時機不宜，晁錯是方法出錯。最後，兩人都是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其中晁錯尤其悲慘。賈誼死後，其家族頗受文帝照顧，至漢武時，還舉薦賈誼的兩個孫子官至郡守。而晁錯則是被滅族—在此之前，他的父親因為預見到這可怕的結局已預先自殺。

我們習慣了把賈誼看成儒家，他所學的、所稱道的、所依據的，確實基本上出於儒，但卻也雜有道家、法家的東西。晁錯我們又習慣於把他看成法家，但我在細讀了他的文章及奏章後，發現他與先秦法家的慘礉少恩有大不同。他很厚道，也很仁義。他曾向軹縣的張恢先生學習申（不害）商（鞅）刑名之學，但顏師古卻說這位張恢先生是儒生，這是一個值得我們注意的細節。另外，我們要注意的是，他還曾認真地研讀過《尚書》，這可是儒家六經之一。漢文帝時，官方還沒有人研究《尚書》，只聽說齊國有一老翁伏生，原是秦國的博士，是治《尚書》的，但年已九十，老不可征。文帝便下詔要太常派人去齊國就學，太常便派了晁錯去。晁錯學得並不順利，因為晁錯是河南人，伏生是山東人，方言差距很大，再加上伏生年老齒豁，思路混濁，語言不清，晁錯常常聽得雲遮霧罩。伏生讓自己的女兒當翻譯，晁錯仍有十之二三不明白，只好靠自己鑽研了。回來後，他給文帝上書，稱述《尚書》。這大概只是一次例行的學習彙報或述職吧。《尚書》中的政治價值觀肯定影響了他的思維方式（這可能是他不同於先秦法家的原因），但他可能對《尚書》的道理並無興趣。史書上提到受他傳授《尚書》的學生只有一例：《後漢書·何敞傳》：「六代祖比干，學《尚書》於晁錯。」所以他在漢代經學上也談不上有什麼貢獻與地位。與之形成對照的是，當他因為治《尚書》而被任命為太子舍人、門大夫，隨後又升為博士之後，他竟給文帝上書，要求對太子進行「術數」教育，以使他知道如何臨制臣下而使臣下畏服；如何聽言受事而不至被蒙蔽；如何安利萬民；如何忠孝事上，並且危言聳聽地說，歷史上那些不能奉其宗廟而為其臣子所劫殺的國君，都是不知術數之故。這宛然是韓非的口吻。顯然他不喜歡用《尚書》做教材來教導太子，法家人物對儒家的那套修齊之術有一種本能的蔑視。好在文帝很贊同他的觀點，於是拜他為太子家令，太子劉啟也十分賞識晁錯的辯才，一家人把晁錯稱為「智囊」。

司馬遷和班固都說晁錯「為人峭直刻深」（當然，在對漢代人物的評價上，班固基本抄襲司馬遷），但我以為，法家人物有他們自己的處世規則，他們往往有大仁大德，能大公無私，事情往往做得大模大樣。不像儒家那樣小恩小惠，小里小氣。我讀晁錯給文帝上的有關徙民實邊備胡的奏議，是深深地為之感動的。是的，他為國家的長治久安動了那麼多的腦子，提出了那麼多聰明的計劃，但我為之感動的則是他為遷徙到邊地的人民考慮得那麼周到。他希望邊地官吏能遵紀守法，對遷徙到邊疆來的百姓，照顧其老弱，厚待其青壯，不去侵凌他們。他還假借所謂古代之法，要國家在遷徙百姓之前，先要察看地脈是否陰陽和順，品嘗水泉是否甘美可口，審察土地是否適宜耕種，觀察草木是否繁茂豐饒。還要先為之建好集鎮，修築城池，為百姓修好一間堂屋兩間住房，關好門戶，配置器物，讓百姓到達後即有屋可住，有器可用。還要在新住區派駐醫生、巫神，為百姓醫治疾病，主持祭祀。生老病死要關照，婚喪嫁娶要垂顧。甚至，死後，要讓這些人的墳墓互相倚靠在一起。

他嚴厲斥責暴秦征伐罪人戍邊的「謫戍」制度，他認為秦專任嚴刑峻法來強迫人當兵，甚至戰死後家人沒有一點優待，弄得人人都有背叛的心理，所以，他以為最好的制度不是「罰」，而是「賞」。顯然他反對秦的恐怖政策，這是他與商鞅不同而近於人道的地方。他以古代三王為例，說明治國安民要本於「人情」，他說：

人的本性沒有不想長壽的，三王就生養人民而不傷害人民；人的本性沒有不想富有的，三王就厚養人民而不使匱乏；人的本性沒有不想安全的，三王就安撫人民而不危害人民；人的本性沒有不想安逸的，三王就節省民力而不用盡人力。三王制定法令，符合人性然後才推行；三王勞動大眾驅使人民，依據人的基本事實然後才去做。用對待自己的標準去要求別人，用寬恕自己的心情去寬恕別人。自己感情上厭惡的，不拿來強求別人；自己感情上喜好的，不要禁止人民追求。

[原文：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而不傷也；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厚而不困也；人情莫不欲安，三王扶而不危也；人情莫不欲逸，三王節其力而不盡也。其為法令也，合於人情而後行之；其動眾使民也，本於人事然後為之。取人以己，內恕及人。情之所惡，不以強人；情之所欲，不以禁民。（《漢書》晁錯本傳）]

這裏哪有一點「刻深」的味道呢？這簡直是仁厚如孔子，公正如孟子啊！文帝十二年，晁錯上疏請求減免農民租稅，文帝下令減收租稅之半；十三年，又「除民田租稅」（《漢書·食貨志》），誰說法家只是「切事情」呢？他們也「知人情」，體民情啊！

法家人物也往往能大公無私，晁錯就是這樣一個公而忘私、國而忘家的典範。司馬遷說他「為國遠慮，禍及近身」，並感慨地說，「毋為權首，反受其咎」（《吳王濞列傳》），又說他「敢犯顏色以達主義，不顧其身，為國家樹長劃」（《太史公自序》）。著《漢書》的班固也有類似的觀點。實際上，「禍及近身」也好，「反受其咎」也好，這都是晁錯主動的義無反顧的選擇。就在他力倡削藩，引天下之矢集於一身時，他的父親從老家潁川跑來，阻止兒子，我們看看這場父子間的對話。

父親說：「皇上才即位（指景帝），你當權處理政事，便要侵削諸侯，疏離人家骨肉，引起別人對你紛紛指責，和諸侯們結下怨恨，你這是為的什麼呢？」

兒子答：「我早就知道會有這樣的結果。但不如此，就會天子不尊，宗廟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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