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8．蘇美關係及中國在世界和平中的作用——在北京外交學院的演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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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蘇美關係及中國在世界和平中的作用——在北京外交學院的演說

〔美國〕亨利·基辛格

◎演說者亨利·基辛格（1923～）是美國政治家，1969年起歷任尼克松總統的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國家安全委員會主任、國務卿，在恢復和改善中美關係上，作出了重要的努力和貢獻。

◎從1971年到1999年，基辛格先後訪問中國32次，足跡遍及20多個城市。本篇是他在北京外交學院的演說。

【精彩演說辭】

我感到非常榮幸能應邀來外交學院講話。……我應邀同你們談談蘇美關係問題，大約在一周前我才接到邀請，因此我來不及寫演說稿，我只能按照提綱來講。我並不是因為你們是中國聽眾才這樣來談這一問題的，我對你們講的也同我對其他聽眾所講的一樣。

美國和前蘇聯之間的關係是極其複雜的，部分原因是兩國有極其不同的歷史經歷。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前，美國實際上一直無須執行什麼對外政策，它受到兩個大洋的保護。對我們來說，並不存在強大鄰國的問題。因此，美國當時形成的對外政策的觀點，部分是孤立主義的，部分是道義上的。那時，大多數美國人認為，歷史的偶然性使我們有幸在地理上遠離他國，這也反映了我們在道義上的優勢。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時以及第二次大戰期間，美國所尋求的只是能夠再次回到它以前與外界隔絕的地位。第一次大戰結束時，威爾遜總統堅持認為美國應該與勢力均衡之類的概念劃清界限。我們當時考慮建立世界性組織，甚至考慮建立世界政府，大多數美國人認為，美國人有責任改善世界，而不僅僅是控制世界。當杜魯門總統去參加波茨坦會議時，他拒絕提前與英國首相會晤，因為他不想讓斯大林認為我們和英國串通一氣對付前蘇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大多數美國人夢寐以求的是發揮今天不結盟運動所起的那種作用，也就是在英國與前蘇聯（當時是這樣認為）的衝突中充當仲裁人，採取超脫的立場，執行獨立的外交政策。

我之所以提到這一切，是因為與前蘇聯發生衝突並非美國人天生的嗜好，和前蘇聯發生爭執是不符合絕大多數美國人的願望的。

……

我注意到，中國曾就中蘇關係問題表明，要改善關係，必須先滿足三個條件。美國就沒有那樣系統和那樣明確。我國的歷史畢竟比中國任何一個朝代都要短。因此，我們沒有用同樣明確的語言來表達我們的要求。但是，我相信，從根本上說，美國所面臨的問題與中國完全一樣。如果前蘇聯願意在它目前的疆界內與別國共處，那就肯定可以找到做出某些具體安排的途徑。否則，如果我們聲稱我們可以在不作某些重大調整的情況下就能解決問題，這對任何人都沒有好處。對美國沒有好處，對直接或間接信賴於美國的人也沒有好處。正是本着這種精神，我想談談首腦會談前夕的當前形勢，並提出幾點看法。如果像一位教授那樣抽象地分析形勢，人們就必須講出許多理由，說明為什麼倉促認為一個緩和緊張形勢的時期對各方都有好處。在西方，人們常常把這歸結為前蘇聯新領導的個性。但我認為沒有必要對受過一些馬克思主義訓練的聽眾強調客觀條件比個性重要。像前蘇聯這樣的制度不可能產生和平主義的共產黨總書記。但是，我之所以認為前蘇聯有可能出現尋求緩和的動機，是因為前蘇聯社會面臨着某些客觀趨勢，至少抽象地看這是它必須着重關心的。在我看來，首先必須承認目前這種政府制度過分信賴於個人，尚未實行像中國近幾月、近幾年來所開始採取的那種輪換制度。如果這個問題得不到解決，必然會出現周期性的爭奪領導權的鬥爭。為了解決這個問題，必須有一段安定的時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