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4 增長模式轉型失利帶來的惡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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粗放的經濟增長雖然依靠高投資和高消耗在一段時間內實現了產值的高增長，但其消極後果從21世紀初期逐漸凸顯，到21世紀的第二個10年更是嚴重惡化。

第一，粗放增長的不良後果，首先表現為土地、淡水、能源及其他稀缺資源趨於枯竭，生態環境加速惡化。

中國作為一個人均自然資源稟賦不寬裕、生態環境脆弱的國家，本應採取盡量節約資源和提高資源使用效率的發展模式，然而我國的實際做法恰恰相反，不惜大量耗費資源來維持高速增長，使資源過快衰竭。即使能夠由國外貿易輸入石油、礦石等資源，也因為採購量過大而使世界市場價格飆升，本土企業的成本激增。

表9.2我國人均資源佔有情況與世界平均水平的比較

數據來源：史斗、鄭軍衞：《我國能源發展戰略研究》，《地球科學進展》，2000年第15期。

據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主任徐紹史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報告，2012年我國GDP約佔世界GDP總量的11.6%，而資源消耗在世界資源總消耗量中所佔的比例卻成倍地高於上述GDP的比例（見表9.3）。在某些地區，空氣、水源和土地等污染已經嚴重到無法達到保證人類生存基本要求的程度。

表9.32012年我國資源消耗量佔世界總消耗量的比重（%）

數據來源：徐紹史：《國務院關於節能減排工作情況的報告——2014年4月21日在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上》，中國人大網，2014年4月21日。

據國家環境保護部和相關機構編製的中國環境狀況公報指出，由於主要污染物排放量大大超過環境自凈能力，中國生態環境在21世紀初的十年里持續惡化。工業固體廢物產生量由2000年的8.16億噸上升到2004年的32.56億噸，其中4.5億噸未得到處理。淡水污染十分普遍。在全國423條主要河流、62座重點湖泊的968個月控地表水監測點位中，大部分河段不同程度地遭到污染；其中，水質良好的Ⅰ類點位只佔3.4%，輕度污染、經常規處理可以生活飲用的Ⅱ類點位佔30.4%，遭受污染、經過處理後也可以供生活飲用的Ⅲ類點位佔29.3%，Ⅲ類以下水質惡劣、不能作為飲水水源和不宜人體直接接觸的Ⅳ類和Ⅴ類點位佔36.9%。在全國4896個地下水監測點中，水質優良的監測點佔10.8%，良好級的佔25.9%，較好級的佔18.0%，較差和極差級的佔61.5%。在全國470個城市中，酸雨城市佔比29.8%。全國水土流失面積達294.91萬平方公里，約佔國土面積的30.6%。

上述公報還指出，空氣污染的情況極其嚴重，在2012年開展國家空氣質量標準監測的地級以上161個城市中，只有舟山、福州、深圳、珠海等16個城市達標，其餘北京、上海、天津、廣州等145個城市全都超標。首都北京的PM2.5年均濃度為85.9微克/立方米，超過國家標準（35微克/立方米）145.43%。

在一些地區，水資源的狀況也未可樂觀。例如，華北平原是一個嚴重缺水的地區，但是多年來，北京、天津兩市和河北、山西等省都在大力發展高度耗水的煤、鋼、汽車等工業。河北一省就投資建成超過2.5億噸鋼的生產能力，其中相當一部分是高耗費和高成本、高污染的小型冶煉裝置。即使規模較大、技術條件較好的鋼廠生產1噸鋼也需耗水16噸。在地上水不能供應的時候，就用開採地下水來彌補。2001年8月發佈的一份中國地質環境監測院地下水測量報告顯示，華北平原的水位下降得比早先報道得要快。超采已經大大掏空了淺層蓄水層。這就迫使掘井者轉向深層蓄水層。該報告說，河北省深層蓄水層的平均水位在2000年一年裡下降了2.9米；該省一些城市的水位更是下降了6米。由於深層蓄水層是不能再補充的，隨着華北平原深層蓄水層的耗盡，該地區正在喪失最後的水儲備，最後一塊安全墊將會消失。有些企業還為了節省處理成本和逃避監督檢查，將工業污水用滲坑、滲井甚至高壓水泵直接注入地下，造成地下水源被嚴重污染的致命危害。

顯然，中國領導對於經濟增長方式轉型進展緩慢的消極後果也表現出一定程度的焦慮。胡錦濤總書記在2004年9月中共十六屆四中全會的講話中指出：「如果不從根本上轉變經濟增長方式，能源將無以為繼，生態環境將不堪重負。那樣，我們不僅無法向人民交代，也無法向歷史、向子孫後代交代。」

第二，投資與消費結構的扭曲，造成最終需求不足和一些產業的產能嚴重過剩。

粗放增長方式長期持續造成的資源誤配的一個突出表現，是投資與消費之間的結構失衡。由於採取粗放經濟增長方式，中國經濟反覆出現投資率偏高、消費率偏低的問題。1993～1995年期間，投資率再次提高到40%以上，居民最終消費率則下降到45%以下的水平。「十五」（2001～2005）計劃要求2001年把居民消費率提高到50%左右、固定資產投資率控制在35%左右；然而實際上在這個五年計劃中，投資率非但沒有降低，反倒提高了，消費率非但沒有提高，反倒降低了（見圖9.2）。

圖9.2中國的消費率和投資率（%）

數據來源：《中國統計年鑒（歷年）》。

投資率的飛速提高在促成生產能力高速膨脹的同時，壓縮了國內市場的最終需求，造成了一些產業的產能嚴重過剩。

從21世紀初開始的重化工業投資熱潮，從鋼鐵業開始，催生了一個又一個產能過剩的產業。這樣，在2004年開始的「宏觀調控」中，政府按照選擇性產業政策對不同產業「有保有壓」、「有扶有控」的方針，要求對「過熱產業」的「過度投資」進行清理和控制。但是，這種行政性的調整措施沒有收到明顯的效果，這促使國務院在2006年3月發出《關於加快推進產能過剩行業結構調整的通知》。文件指出，「鋼鐵、電解鋁、電石、鐵合金、焦炭、汽車等行業產能已經出現明顯過剩，水泥、煤炭、電力、紡織等行業目前雖然產需基本平衡，但在建規模很大，也潛在着產能過剩問題」；而且「一些地方和企業仍在這些領域繼續上新的項目，生產能力大於需求的矛盾將進一步加劇」；「如果任其發展下去，資源環境約束的矛盾就會更加突出，結構不協調的問題就會更加嚴重，企業關閉破產和職工失業就會顯著增加」。據此，國務院提出了「加快產業過剩行業的結構調整」的任務，要求各地區、有關各部門「增強預見性、避免盲目性、提高主動性和自覺性，因勢利導，化害為利，加快推進產能過剩行業的結構調整」。

關於各級政府如何推進結構調整，《通知》原則規定為：「一方面是通過深化改革，規範市場秩序，為發揮市場機製作用創造條件，另一方面是綜合運用經濟、法律和必要的行政手段，加強引導，積極推動。」但實際上，由於隨後一段時間無所作為，結構調整依然是依靠各級政府用行政手段進行的。

而各級政府天然地保護本地企業，特別是自己擁有的國有企業。於是出現了產能愈壓愈多的怪現象。根據國務院提供的數字，到2012年年底，中國鋼鐵、水泥、電解鋁、平板玻璃、船舶產能利用率分別達到72%、73.7%、71.9%、73.1%和75%的低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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