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 蘇式經濟增長模式的引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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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有計劃經濟建設，從一開始就以蘇聯為榜樣進行。它的第一個五年計劃，是在蘇聯專家的幫助下制定的。雖然計劃對於各個部門發展的具體安排反映了中國自身的特點，但是它所規定的經濟發展方針和工業化道路則是完全模仿了蘇聯在上世紀30年代確立的模式。回顧蘇聯經濟增長模式，有助於理解我國經濟增長模式的弊病所在。

經過在「新經濟政策」的市場體制下4年的努力，蘇聯的工農業生產在1924年大體上恢復到了1917年革命前的水平。同年，列寧去世。這時，在俄共（布）領導層中就經濟政策問題開展了一場被後世稱為「工業化論戰」的大論戰。論戰的導火線，是蘇聯工業化的方法和速度問題，但它的實質卻是蘇聯應當繼續實行「新經濟政策」和市場經濟，還是應當建立行政集權的計劃經濟制度。在爭論中，俄共（布）領導層分成三個派別，分別是以托洛茨基為首的「左派」、以布哈林為首的「右派」和以斯大林為首的「中派」。

「左派」主張結束「新經濟政策」，並憑藉國家的強制力量從農民取得高額積累，以便保證工業的高速發展。正如當時爭論的參與者之一費爾德曼所說：「無產階級成了生產的主體，可以在生產資料生產和消費資料生產之間任意分配自己的力量。」這樣，就能夠通過提高生產資料生產部門的比重，以極高的速度實現工業化。「右派」主張在新經濟政策體制下保持工農業的平衡發展。布哈林說：「農民的實際需求越大，我們的工業就會發展得越快。隨着農民經濟積累速度的加快，我們工業的積累速度也會更快。」為了與農民結成聯盟，就必須繼續實行「新經濟政策」和保留市場制度。

斯大林在黨內鬥爭中先後擊敗了「左派」和「右派」。清洗了「迷信市場自發力量」的布哈林等「右傾機會主義者」之後，他採取了較托洛茨基左派更為激進的方針，在1929年掀起了強制集體化運動，在國家大公司體制的基礎上推行他的優先發展重工業的工業化路線。

本來，靠均衡發展來保持經濟的穩定增長和鞏固與農民的聯盟，還是優先發展重工業來增強國防力量，都是蘇聯在當時情況下需要慎重評比選擇的可選方案。但是斯大林為了在政治上壓倒黨內爭論對手，把這種經濟發展方式的選擇提升到兩個階級、兩條路線之爭的政治高度，說只有優先發展重工業的發展方式，才是區別於「資本主義工業化路線」的「社會主義工業化路線」，否則就是「右傾機會主義路線」。他斷言：「不是發展任何一種工業都是工業化。工業化的中心，工業化的基礎，就是發展重工業（燃料、金屬等等）」。「蘇維埃的國家工業化方法，與資本主義的工業化方法根本不同。在資本主義國家，工業化通常都是從輕工業開始。……共產黨當然不能走這條道路。……因此我國共產黨也就拒絕了『通常的』工業化道路，而從發展重工業開始來實行工業化」。「高速度發展整個工業特別是發展生產資料的生產，是國家工業化的主要基礎和關鍵，是在社會主義發展的基礎上改造我國整個國民經濟的基礎和關鍵」。「高速度發展工業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說，盡量增加工業的基本建設投資」。

在斯大林「社會主義工業化路線」的指引下，蘇聯從第一個五年計劃（1928～1932）開始就以巨額投資去發展以軍事工業為核心的重工業，強制集體化和讓農民為工業化繳納「貢款」嚴重損害了農業，而滿足人民消費需要的輕工業和商業被置於從屬地位。雖然重工業的發展對於贏得戰爭勝利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輕工業發展緩慢、農業衰退和農民大規模非正常死亡使蘇聯人民付出了沉重代價。

在斯大林最後的著作《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中，還把「社會主義工業化路線」的兩個要點，即「在擴大再生產下生產資料的增長佔優先地位」和「積累（即投資）是擴大再生產（即增長）的唯一源泉」提升為「馬克思主義再生產理論的基本原理」和具有客觀必然性的「經濟規律」。

實際上，主要靠投資拉動經濟增長，只是在第一次產業革命發生後一段時期的階段性現象，而不是各歷史階段的通例。

P.薩繆爾森（PaulA.Samuelson）、S.庫茲涅茨（SimonKuznets）和M.波特（MichaelE.Porter）等經濟學家把先行工業化國家的經濟發展歷程劃分為以下幾個階段：（1）主要依靠自然資源如土地的開發實現增長的「起飛前」階段；（2）用機器代替人工的「早期經濟增長」階段；（3）主要依靠技術進步和效率提高驅動的「現代經濟增長」階段和（4）用信息通信技術（ICT）改造整個國民經濟的信息時代。

在18世紀後期，由第一次產業革命開啟的早期經濟增長階段，這些國家的經濟增長主要靠用機器代替手工勞動。為此，就要大量生產機器、工作母機以及煤、鋼等重工業產品。重工業屬於資本密集型產業，因此，這個時期的經濟增長自然只能主要靠投資驅動。這種經濟增長模式的確推動了西歐國家19世紀的高速增長。先行工業化國家早期增長模式的理論概括，是英國經濟學家哈羅德（RoyF.Harrod）和波蘭裔美國經濟學家多馬（EvseyD.Domar）分別於1939年和1946年提出的哈羅德—多馬增長模型：

g=i/v

其中，g代表增長率，i代表投資率，v代表資本—產出比率。哈羅德—多馬模型的基本假設是資本—產出比率長期保持不變。在這樣的條件下，一個國家產出總量的大小就取決於資本存量的多少，因此，產出總量增長速度也就取決於投資率的增長速度。斯大林所謂投資是增長的唯一源泉的「馬克思主義再生產理論的基本原理」，其實與馬克思主義無關，而只是哈羅德—多馬增長模型另一種方式的表述而已。

與斯大林的論斷相反，馬克思正是從對於這種增長模式的分析中，得出了採取這種增長模式的資本主義即將滅亡的結論。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是這樣論證的：「資本積累的歷史趨勢」，是投資率的不斷提高和消費率的不斷降低。而這種馬克思稱之為「資本有機構成不斷提高」的歷史趨勢，必然導致生產過剩的經濟危機、無產階級貧困化和階級鬥爭尖銳化。這些矛盾的激化，使得「資本主義私有制的喪鐘就要敲響了。剝奪者就要被剝奪了」。

馬克思關於資本主義即將滅亡的論斷沒有為後來的歷史所證實，原因並不在於他的理論論證存在瑕疵，而是因為在19世紀後期開始的第二次產業革命發生後，以科學為基礎的技術得以廣泛運用，發達國家進入了現代經濟增長的新時期。在這個新時期中，經濟增長主要不是靠資本數量的增長即投資驅動，而是靠技術進步和效率提高驅動。進入20世紀以後，發展得最快的並不是工業，更不是重工業，而是服務業和往往隱含在工業中的研發、設計等生產性服務。與此同時，體現先進生產力的中等收入階層（白領工人）的興起，使西方國家的社會結構向「橄欖型」的方向發展，也使19世紀與20世紀之交一度變得十分尖銳的社會矛盾得到一定程度的緩解。

先行工業化國家經濟增長模式的革命性轉變，也在經濟學理論上得到了反映。首先，諾貝爾獎獲得者R.索洛（RobertM.Solow）1956年和1957年發表的兩篇經典論文對哈羅德—多馬模型提出了質疑。他指出，如果單純依靠增加資本投入實現增長，在其他因素不變的情況下，必然引起投資收益的遞減和增量資本產出率（incrementalcapital/outputratio,ICOR）的提高。這就是說，為保持一定的增長率，投資率必須不斷提高。然而這是任何國家都做不到的。事實上，20世紀初期以來，西方國家的投資率並沒有提高，長期的增長率也沒有降低。為什麼會發生這種情況？索洛的解釋是，支持經濟增長的，除資本、勞動力等資源投入外，更重要的是「技術進步」即效率提高。索洛對20世紀上半期美國經濟發展數據的分析完全證實了這一理論。1909～1949年期間，美國人均增長的7/8要歸因於技術進步，只有1/8歸因於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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