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4 走向全面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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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我國對外開放取得了很大成績，但仍然處於外向經濟的低級階段——出口導向，政府仍然通過對國內市場進行一定程度的保護、本幣匯率低估來促進出口。

1994年外匯改革以後，原本預計通過逐步降低中央銀行的干預頻度和擴大匯率浮動範圍使人民幣逐漸接近外匯市場的供求均衡點。但是，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後，許多東亞國家採取本國貨幣貶值的措施來應對危機，同時它們希望人民幣匯率穩定，以免引起各國貨幣的競爭性貶值。中國政府果斷地採取了人民幣不貶值的方針，對穩定亞洲經濟和平息金融危機作出了重要貢獻。然而，要在許多鄰近國家貨幣紛紛貶值的情況下維持人民幣的幣值穩定，中國的中央銀行只得經常入市干預。這使人民幣匯率實際上變成了盯住美元的固定匯率。從那時起直到2005年7月，美元兌人民幣的匯率一直維持在1∶8.27左右，上下雖略有浮動，但浮動的範圍極為狹小。在亞洲金融危機過後，隨着中國出口能力的增強，人民幣低估狀態顯得愈來愈明顯。

從世界各國的經驗來看，出口導向是一種利弊互見的對外貿易戰略（見表6.5）。這種戰略指導下的出口貿易擴展到一定程度，它的負面效應就會凸顯，有必要調整政策，轉向全面開放。正如東亞實行這種所謂「新重商主義」政策的國家和地區在20世紀90年代所遇到的情況那樣，中國在實施出口導向政策10來年以後，也漸漸顯現出問題。除與貿易對象國之間的摩擦加劇外，還表現在以下方面：

表6.5進口替代戰略與出口導向戰略的優缺點比較

續表

數據來源：斯蒂格利茨：《經濟學》（第二版），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0年。

第一，從微觀經濟方面說，正如J.斯蒂格利茨（JosephStiglitz）所說，出口導向型戰略固然使需求不再受本國收入的限制，但在國際市場的激烈競爭中卻可能「迫使低工資的發展中國家的專業化集中在勞動密集型產品這種有比較優勢的領域中」，削弱了長期增長的潛力。也就是說，出口導向政策的長期延續，鼓勵了勞動密集型和資源密集型產品的出口，鞏固了粗放經濟增長模式，成了為外國企業的「打工專業戶」，付出了大量資源，卻只能取得微薄的收入。

在20世紀我國農村還存在大量剩餘勞動力需要就業、土地等資源還比較充裕的情況下，充分發展勞動密集型的加工業還是利大於弊的。而在21世紀初期條件發生了變化，「劉易斯轉折點」已經或者將要出現，本國技術力量已經成長起來的時候，這一戰略不利於本國企業技術創新和升級的缺陷就日益暴露了。

20世紀80年代中國大力發展「三來一補」以後，加工貿易增長速度一直遠高於其他貿易。自加工貿易額1996年首次超過一般貿易額以來，一直是第一大的出口貿易方式。不僅如此，加工貿易還構成了貿易順差的主體；加工貿易順差持續高於當年貿易順差總額。2005年及2006年，加工貿易順差額與貿易順差總額之間的比率分別為139.82%和106.43%，2007年比重有所下降，但依然高達95.06%。

在出口導向政策的保護下，以加工貿易為主的貿易結構的長期保持，使中國雖然從出口額看似乎成了世界工廠，其中大部分卻處在價值鏈的低端，缺乏自己的技術創新，實際上是AssembledinChina（中國組裝），而不是MadeinChina（中國製造）。我國企業為國外企業做「代工」（OEM）的產品賣價很低，通常只有銷售商賣價的1/4乃至1/10，代工企業得到的只是微薄的加工費。

《華爾街日報》2004年1月的一篇評論文章舉出一家瑞士和美國合資的羅技國際集團公司（LogitechInternational）的例子，說明中國在全球分工體系中扮演的角色。這家總部位於美國加州的公司在蘇州的工廠每年向美國出口2000萬隻旺達（Wanda）牌無線鼠標，該鼠標在美國的銷售價格約為40美元。其中，羅技拿走8美元（佔20%），批發商和零售商拿走15美元（佔37.5%），羅技的零配件供應商，如美國的摩托羅拉（Motorola）和安捷倫（AgilentTechnologies）拿走14美元（佔35%），剩下的3美元（佔7.5%）歸中國，而這3美元還要用來支付蘇州4000名職工的工資以及能源、運輸和其他管理費用。羅技在加州的450個銷售人員的收入總額，遠遠超過蘇州工廠內4000名中國員工的收入總額。《華爾街日報》的這篇文章評論道：羅技公司的蘇州貨倉，可以說是「當前全球經濟的一個縮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