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 1989～1992年的改革目標大辯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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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1989年中期開始，一些人發動了對中共十三大制定的路線的批判。他們指責中共中央十三大的中央委員會報告是「資產階級自由化綱領」。

1989年12月，時任中共中央宣傳部長王忍之在中央黨校的黨建理論研究班作了題為《關於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長篇報告，然後在《人民日報》和《求是》雜誌上公開發表，成為全國幹部的學習文件。這份文件對70年代末期以來的改革進行了全面批判，指責市場取向的經濟改革是要「取消計劃經濟，實現市場化」，政治改革是要「搞三權分立，取消共產黨的領導」，總之就是要「改變社會主義制度，實行資本主義制度」。

這種與中共十三大路線相對立的主張，遭到鄧小平批駁，但是這並沒阻止住改變中共十三大方針的活動。鄧小平在和新當選的領導人談話以及接見外賓時鄭重指出：「十三大政治報告是經過黨的代表大會通過的，一個字都不能動」；「十三大制定的路線不能改變，誰改變誰垮台」。然而事實上對十三大確定的方針做了一些重大的改變。例如，改變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和十三大確定的改革目標，將它從「社會主義商品經濟」改變為「計劃經濟與市場調節相結合」，並且由中央報刊組織大規模的討論；宣傳改革目標從商品經濟到計劃經濟的變化。

在對市場化改革進行政治理論批判的同時，還在經濟政策上實行一系列開倒車的措施，加強計劃管理並對民營經濟發展進行抑制：（1）給國有企業「吃偏飯」，進行大力扶植，同時上收國企組建壟斷性的集團公司；（2）停止對鄉鎮企業發放貸款；（3）用嚴格查處偷稅漏稅和施以重罰等手段打壓私營企業；（4）在農村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在北京遠郊區還進行了「二次合作化」的試點。

在一系列強硬的緊縮措施的影響下，貨幣供應量增速開始下降，物價相應回落，市場需求疲軟。

在「左」的輿論壓力和政策打擊下，民營經濟受到嚴重的衝擊。1989年出現了個體、私營企業大批歇業的風潮。1989年6月末，全國個體戶從1988年末的1454.9萬戶減少到1234.3萬戶，從業人員從1988年來的2304.9萬減少到1943.6萬人，分別下降了15.0%和15.7%。到1989年末，私營企業減少了一半左右。經濟蕭條，失業增加，引起群眾很大不滿。

不過，這種扶植國營經濟和壓制民營企業的做法沒有達到預期的目標，而是「一而鼓，再而衰，三而竭」：一方面國有企業「啟而不動」，繼續處在增長乏力的狀態；另一方面，民營企業雖然由於遇到很大的困難而一度大批歇業，但是經過調整和重組以後很快又重振旗鼓。

從1991年起，在民營經濟的帶動下，國民經濟開始復蘇。

在學術界，就社會主義經濟應當是計劃經濟還是市場經濟的問題也進行了正面交鋒。1990年7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邀集一些知名的經濟學家座談經濟形勢和對策。會議一開始，就在改革應當「計劃取向」還是「市場取向」這個問題上發生了激烈的爭論。主張經濟體制應當「計劃取向」的人們強調，社會主義只能在公有制的基礎上實行計劃經濟。市場調節只應在國家計劃許可的範圍內起輔助作用，而不能喧賓奪主。他們說，1988年的通貨膨脹和1989年的政治風波，都是由於前些年顛倒了這種關係，採取了市場取向改革的錯誤路線的結果。

主張改革應當「市場取向」的人則據理力爭，強調必須堅持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改革路線，維護市場取向的正確方向；並且指出「計劃經濟與市場調節」的口號是從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和十三大的提法後退，應當恢復原來的提法。薛暮橋不但在會上發了言，還在會後給中央主要領導人寫了一封長信，批駁攻擊改革路線的言論。他明確指出，東歐劇變的主要原因，是因為未作徹底改革，老是跳不出亂物價、軟財政、軟信貸的圈子；我們必須認清形勢，當機立斷，推進建立奠基在商品經濟基礎上的經濟體製為目標的綜合改革，才能克服困難，走向繁榮。

對市場經濟改革的批判和由此引起的倒退，越過了鄧小平的底線，使他在1990年底開始了反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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