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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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20世紀70年代後期算起，中國的改革開放已經走過了近40年的路程。改革開放給中國的社會經濟生活帶來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使中國能夠在2010年躍居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本書力圖對改革開放以來波濤起伏的歷史進程作一簡要的述評。

在我看來，推動中國經濟崛起最重要的因素，是市場的擴展使個人和企業的選擇權得到了一定的發揮空間。雖然還有不少限制，無論是企業的生產組織方式和銷售定價行為，還是個人對勞動的提供以及對商品服務的消費選擇，與改革開放前相比，人們有了當初無法想像的自由選擇權。這種建立在市場基礎之上的自由選擇權的擴大，為勞動、資本與技術在特定時間與空間的有效組合創造了便利條件，從而極大地釋放了中國的經濟增長潛力。

從這種意義上說，中國的經濟改革進程可以歸結為市場在地域與範圍上不斷擴展的過程。然而，在計劃經濟的歷史背景下，市場的出現及其擴展並非是一帆風順地直線進行的過程。那種將中國改革開放看成是基於帕累托優化的經濟理性而做出的政策選擇的看法，充其量是對中國經濟改革進程的一個過度簡略的描述。它沒有解釋是什麼導致了中國在計劃經濟的沉重歷史包袱下小心翼翼地重啟市場；也不能說明為什麼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過程中經歷了那麼多的曲折和反覆，以及改革開放自身不時面臨停滯甚至倒退風險。

事實上，中國的經濟改革是在傳統的工業化路線已經破產、社會瀕於潰敗的歷史背景下，作為命令經濟，或稱統制經濟模式的一種替代選擇，迫不得已地提出和實施的。其早期強烈的試探和摸索性質，使得市場首先在國家控制不那麼嚴密的一些領域（如農業或城鎮一般服務業）或者相對隔離的特定區域（如沿海經濟特區）最先被引入。而作為傳統計劃經濟主體的國有經濟部門，其早期改革思路則深受東歐市場社會主義理論的影響。人們寄望於在保持蘇聯式社會經濟體制基本框架不變的條件下通過部分引入市場價格信號和激勵機制，達到提高經濟效率的目的。其結果則是在國有企業「內部人控制失控」和國家加強對企業管控之間搖擺。這種情況清楚地表明，中國的早期改革並沒有一個清晰的市場化目標，而是通過一些混雜着實用主義色彩的變通性的經濟措施，試圖擺脫僵化的命令經濟以及「強勢國家無所不能」的意識形態所帶來的困境。

改革開放指導思想中的實用主義做法是一把雙刃劍，對中國經濟改革的路徑和長期績效產生了深遠影響。一方面，中國用「摸着石頭過河」的方式繞過障礙，走出了一條以「增量改革」為表徵的經濟發展道路，在一般商品和服務領域取得了巨大成功，從而加強了中國向市場化、法治化縱深發展的要求。另一方面，由於缺乏對命令經濟弊病根源的徹底反思和廣泛共識，一種脫胎於命令經濟思維、強調國家對經濟實現高強度控制的統制經濟模式在理論層面獲得了或明或暗的支持，並往往利用市場化改革過程中遭遇的暫時性困難或出現的問題，如社會貧富分化和腐敗現象，使國家權力對企業和市場的管控在實踐層面不時過度擴張，給市場化、法治化改革帶來了巨大阻力。尤其是在21世紀初期，面對日益複雜的經濟和社會形勢，不僅在土地、資本等要素市場的改革上停滯不前，而且在一些工業企業領域出現了「國進民退」的情況。

然而正如古話所說，「福兮禍所倚」。改革停滯所造成的種種問題，推動大眾形成了深化改革是唯一出路的共識，促使2012年的中共十八大做出了「以更大的政治勇氣和智慧，不失時機深化重點領域改革」的歷史性決定。接着，2013年的中共第十八屆三中全會為全面深化改革制定了總體規劃、頂層設計和路線圖。第十八屆三中全會《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不但確定在經濟領域要「緊緊圍繞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深化經濟體制改革」，還把改革延伸到社會政治領域，把「創新社會治理體制」「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國家治理能力現代化」「加快推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制度化」作為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這樣，就為中國的改革和發展開闢了嶄新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