異地求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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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地求學

1893年，魯迅家裡出了一件大事，這場風暴徹底毀掉了周家的安樂世界；從此和平與安寧被敗落與苦難代替了。這場災難來源於魯迅的祖父周福清，周福清應親友之求，同時也是為了兒子周伯宜而去賄賂鄉試的主考官，不幸的是事情敗露而被關進大牢，家裡每年要花大筆錢去通融，於是全家收入的錢財都來填這個無底洞了。幾年下來，周家錢財花完了，也就破落了。

魯迅兄弟為了防止受迫害，在祖父被通緝期間，只好跑到外婆家避難。但這次卻不是看到一張張的笑臉，往日巴結他們的一些人，現在說他們是「乞食者」，後來逃難到舅父家，看到的也是這種世態炎涼，到處遭到侮辱和蔑視。只有勞動農民和他們的孩子，同過去一樣熱情。家庭的變故，使小魯迅深刻地認識了這個社會。

然而，雪上加霜的是，魯迅的父親周伯宜不久就得了重病。

他由於與這場案有牽連，不僅不允許考試了，連原來的秀才身份也被革掉了。他本來就不善於持家，這回為了營救老父親，家裡生活的重擔又壓在他身上，眼睜睜地看着家裡的財產和土地都沒了，十分焦急，脾氣更壞了，酒也喝得更凶了，終於得了嚴重的肺病。

長子魯迅不得不過早地挑起家庭重擔。營救祖父、為父親治病，都需要錢，山窮水盡的他只好每天都去當鋪，把衣服或首飾送上比自己高一倍的櫃檯，在誣衊中接過一點可憐的錢，然後再到藥房裡，在和他一樣高的櫃檯前，給久病的父親買葯。

在家庭沒落的凄涼氣氛中，這種愁苦掙扎的滋味是難受的，他不能不感到這人世的痛楚與冰冷。

這時的魯迅已早早地告別了天真年代，無心與孩子們一樣嬉鬧了。

擺在魯迅面前的現實是如此嚴峻，他該何去何從呢？他應該繼續通過科舉而走仕途嗎？

家已經破落了，17歲的魯迅被迫去尋求新的路。

當時清政府還是科舉取士，考八股文和試帖詩。讀書人可以參加「院試」、「鄉試」和「會試」，最後取得進士的功名，才能做官。他的祖父就是被這條路托起，又被這條路摔進牢獄的。但魯迅的家境，已不允許他走這條路了。

還有一條破落了的讀書人家子弟的道路，去學做生意或學當「師爺」，這也是魯迅不願意的。

還有一條被世人稱為異端的路，那就是學洋務，中國自古認為「好男不當兵」，當時開的洋學堂有軍事類的，不收學費，每月還給津貼，這很適合魯迅，但走這條路卻要被人笑話，被認為是把靈魂賣給洋鬼子了，受到加倍的奚落和排斥。

但是魯迅有一個小叔父在1897年考入了一個南京水師學堂，給了魯迅一些鼓舞，他並不是想學海軍，只是由於不收學費就能讀書。他就決定去那裡了。

走出這一步，受到了還被押在獄中的祖父的反對，他指令魯迅兄弟學做應考的詩文，親自評閱圈點，希望他們能科場得意、官運亨通。母親也為了兒子要離鄉背井，不走「正路」而心酸。

但魯迅已義無反顧了，他寫信告訴祖父：「欲往金陵，已說妥。」措辭堅決。母親沒有辦法，只好變賣首飾，籌集了8元路費。

1898年5月1日，魯迅決定遠走，告別了從小生活的地方，也告別了苦樂參半的少年時代。家鄉的河水，把他送到上海，又乘船沿着長江逆流而上。離開朝夕相處的母親和弟弟，離開了故園，他開始了自己的青年時代。

大約7天後，他來到了古老的南京城。

那一天正是震動中國的戊戌變法的前夜，再過1個多月，即是6月11日，光緒皇帝就要下詔「明定國是」，開始維新運動了。

魯迅來到江南水師學堂，這裏是洋務派為了訓練水兵而建立的。魯迅之所以會選擇這裏，是因為他的一個名叫椒生的叔祖，在這裏做管輪班的監督，是州縣一級的官吏。魯迅一到南京，就先借住在這個叔祖家，稱周椒生為慶爺爺，他是周氏家庭中的一個重要人物。

這位自己在水師學堂當官的叔祖，卻對這種洋務學堂極為蔑視，是個很保守頑固的人。他平時愛穿上面三分之二是白洋布、下面三分之一是湖色綢的「接衫」，長長的兩色綢衫，肥肥的袖子，是忠於傳統的大清官吏的打扮。他還是道教信徒，每天早上都要去凈室里跪誦幾遍《太上感應篇》。

他覺得自己的本家侄孫，竟窮酸到付不起學費，未能走科舉的光宗耀祖的正路，而到這裏來準備當一名搖旗吶喊的水兵實在很不體面，為了不給九泉之下的祖宗丟臉，他覺得魯迅不宜使用家譜中的名字，就這樣，他把「豫才」改名為「樹人」。魯迅萬萬沒想到，身在水師學堂的叔祖，竟是這樣瞧不起學習洋務。

但這個學堂並不是魯迅夢想的那樣，並不是不同於他所見到過的「別樣的人們」，學校里死水一般的生活乏味到極點，一個星期有4天讀英文，1天讀《左傳》，1天讀漢文。那些老先生們對於新知識一竅不通，對於新名詞、新概念總是望文生義，連「地球」是什麼東西也搞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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