遙遠的青春的懷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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遙遠的青春的懷想

忽然有一天，我記起了遺忘在西集老家的一個舊書櫥。

正好一位朋友駕車回老家，我拜託他將書櫥順路拉了回來。

書櫥已經很舊，但不破。那是二十多年前二姐出嫁時家裡為她做嫁妝時順便給我打制的。高一百六十公分，闊八十公分，厚度正好夠裝下一本書。那時候家境非常拮据，木匠師傅如此給我們節省，實在是應該好好感激人家一番的。

書櫥里盛放的是我當年在泰安求學時的舊書，還有一些當年的日記和被遺忘在時光小道邊的所謂「詩稿」、野外「考察」筆記、讀書雜記、摘抄等類。看着這些稚拙的筆跡和夢囈般的文字，心裏驀然升起一股莫名的情感，酸酸的、澀澀的。隨即有一種濕熱的液體溢出眼窩——

我想起了青春，想起了泰安，想起了岱宗坊旁邊的那個現在已不復存在的母校——山東省林業學校。在那裡，我度過了人生中最為寶貴的四年。

二十五年前的一個夏日，我接到了來自山東省林業學校森保專業的錄取通知書。儘管這個通知書並沒有給我帶來完全的喜悅——我一直嚮往做一名光榮的人民教師的（我最初的志願都是與師範有關的學校——棗莊師範、滕縣師範、泰安師範特教專業）。但是，它卻昭示着我終於跳出了農門。能夠成為「非農業」的一員，那時實在是讓十里八村年輕人非常羨慕的事情。

所以，父親將家中最好的糧食拿出來，讓母親用簸箕清理的乾乾淨淨，頗為自豪地用地排車拉到鎮上的糧所為我「賣了糧食」，換得了一疊糧票。——儘管我當時考取的仍然是「學種樹」的學校，與農業、農村甚至農民還沒有完全脫離干係，但是能夠轉了戶口，有了鐵飯碗，父母還是歡天喜地地借錢為我打點了行裝。

1984年9月的一天，十七歲的我辭別了親愛的家人，背着母親精心縫製的厚厚的被褥，手裡拎着一個二姐用過的裝着叮噹作響的搪瓷臉盆和茶缸的棉線網兜，在廣喜哥的陪伴下從我們村旁的公路邊坐上棗莊開往滕縣的汽車，準備從滕縣站坐火車去泰安。

到了火車站，廣喜哥用錄取通知書幫我買了一張學生票，然後問我：「自己能行嗎？」

我答：「行啊！」

平生第一次出遠門和坐火車的我，心裏多少還有點害怕。只是為了節省一個人來回的費用，才向廣喜哥豪壯地表了態。

他有些不放心地將車票交到我的手上，狐疑地看着我許久，拉我坐在候車椅上。

細心的廣喜哥交待了我許多要注意的事項，象一位絮絮叨叨的老太太一樣。現在想來，那是他對我獨自遠行的擔憂啊。

我走了。

乘坐南京——齊齊哈爾的編號為142的列車，帶着父母和親人的厚望以及青春的夢想獨自前往泰安求學。十七歲，在別人那裡還是一個應該在父母跟前撒歡的年齡。但那刻的我，心早已被生活的重負磨礪得早熟了。在我的意識中，自己就是一個與別的同齡人不一樣的極為自卑和另類的人。

我把頭探出車窗，看到了在站台上向我頻頻揮手的廣喜哥眼中亮亮的淚光。

泰安站到了，我跨出列車，「往東」走出了站門。灰綠色的泰山就矗立在眼前，一點兒也沒有傳說和想像中的雄偉。我來不及多看和多想，就被熱情的學兄學姐接到了學校。

後來，有人說我轉向了，泰安站的大門是朝北的。我想，準是列車在英雄山轉彎時我過於緊張所致。但後來，我一直沒有轉過來。在我清醒的意識里，泰安站的大門永遠都是朝着太陽升起的方向開着的。

我喜歡泰安，雖然她當時沒有棗莊的繁榮，但是卻聚集了眾多的學校，是個書卷氣很濃的讓人心安的小縣城。而且，很乾凈，絕不象喧囂的棗莊那樣整日里煤塵滿天。

在泰安的四年里，我最喜歡的地方是學校圖書館，那裡有我做夢都想不到的數量龐大的書籍。我如飢似渴地讀着書，用自製的廉價的摘錄本抄寫着書中的精彩片段，有時甚至忘記了專業課程的學習——一門專業基礎課甚至差點補考。

我喜歡文學和寫作，那才是我一生的追求和夢想。

四年象夢一般地過去了，我有了最初的青春積累：做過四年班團支部宣傳委員，干過兩年學校《春雨》報社文藝版編輯，甚至還登過一篇題為《流逝的記念》的小說和一些豆腐塊大小的新聞報道。第一篇變成鉛字的文章是登在《泰安日報》的一篇關於我們班譙英軍同學撲救金山林木火災的報道，隨後是關於育種專家龐金宣先生的事迹報道，他當時教我林木遺傳育種學。反正，在當時的春雨編輯部，我是第一個也是唯一發過「作品」和一次領過「高額稿費（45元，相當於當時國家補貼我們月生活費的2.5倍）」的人。用現在的話說，有點小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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